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如何熬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逝世前后，中共高层发生过怎样密不可宣的政治斗争？华国锋、江青、汪东兴等人对毛泽东的死作何反应？《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对毛泽东逝世之前的历史有详细记述。在李志绥看来，在中南海旁观27年后，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与妻子吴慎娴在中南海南船坞合影留念
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自从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1966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于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附近的一个焚化炉将这些日记销毁。
1977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22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此后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于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
经过了22年的血腥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1976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22年。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于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24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1959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1959年以后，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后台的真实的他在。
50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30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1949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后愤然要回国时，斯大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于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
从60年代末期，毛即致力于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
自1957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22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于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1976年6月26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24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3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24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3、4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20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100或150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1976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1976年9月8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4个人自从6月26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2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我是在1959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1976年4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1976年4月30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1976年9月9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泽东14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于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1962年冬，她那时年方18，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1974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于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1976年6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1976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6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202”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1976年7月28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100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25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202似乎是唯一的选择。1974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202”。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202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如果将毛14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于1938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1949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6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1971年9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加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于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1972年2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于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83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1974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加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1976年5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6月36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9月2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9月9日零时10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22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1976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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