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比占中较进取一些，但这进取的激情，不能使「退场」二字成为禁忌，因为持续占领下去，原本支持占领的民意极有可能因为不敌消耗而逐渐瓦解。
果然，这消耗战已经拖得人心焦灼，于是占领区传出一些令人费解的提议──五区公投、超区重选、学联上京。雨伞运动希望寻找突破口，打破现时的困境，自然是无可厚非，但是若将「退场机制」排除之外，药石乱投，亦是将运动逼向死地。
公投要考虑的不仅是理念问题，更是技术性问题──若不能让建制派一起辞职参与选举，等同于面对无赖对手的挑衅，泛民却率先将自身进行道德绑架；在本就弱势的前提下再自缚手脚，后果不堪设想。若是要公投对公民提名进行表态，如何设计问题才能响应政党之前对于6.22投票的批评，将此次投票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做到至臻完善，为将来的进一步行动铺路，亦是需要认真探讨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明白，即使再次进行全民公投对公提表态，亦很难堵住建制派的吹毛求疵和颠倒黑白）。
学联代表上京，自然是出自一片赤子之心，但我却为这一片赤子之心的期盼，因为欠缺更周详的计划及筹备，注定会行将落空而倍感无奈。
昨日（11月5日），APEC𥧌会正式在北京展开，中央政府的形象工程为此做到了极致。除了限行、停暖、停课、停工等扰民措施之外，以「影响市容」为名，望京六公主坟村、京承高速来广营北湖渠村等占地面积近233万平方米的六处区域遭遇拆迁，朝阳区更是一鼓作气拆了东北三环上的七十多座报刊亭。
如此重重部署，不过是为了APEC期间，各国领导人及传媒齐聚北京之际，中国能够有个好的国家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于此相比，拆迁带来北京几千人的暂时失业，在官员们看来是「小事」一桩；而香港的政制争拗，在中央政府看来，亦是应该服从于国家利益之下的另一桩「小事」，皆应遵守「家丑不可外扬」之道。APEC期间，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严阵以待，国家信访局这一专门处理社会冲突的部门，定会准备种种措施控制上访人士的社会影响。学联代表若成功出现在北京，自然是极其「影响国家形象」了。因此，学联能否通过海关检查、实名购票等重重关卡顺利到达北京，已经存疑；希望在国际关注之下迫使中央政府响应民意的策略能否奏效，更是如曾钰成所言──「成事机会渺茫」。
即便如此，相信社会大多还是抱持「你们要试就试吧」的乐观其成态度。但事到如今，大家都明白了：政治是诡计多端的，人心是多变的，单纯凭借道德号召力难以成事。摆在占领行动面前的，是两个不得不考虑的议题：占领如何退场？若人大坚决推行筛选方案，香港政制将如何进行下去？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在探讨暂退一步、谋长远的可能性。雨伞运动进行到这一步，中央与港府层出不穷的语言伪术和文攻武吓，客观上将之陷于「退无可退」的困境。未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对方却言辞凿凿气焰嚣张，若此时退场，很多人认为不啻等同于投降。戴耀廷教授评价，雨伞运动的抗命形态，与原先和平占中的倡议（被动坐在地上等警察抬走和拘捕）相比，是较进取一些的。但这进取的激情，并不能使「退场」二字成为禁忌。因为，任何运动都有退场的一日；持续占领下去，运动原本获得的民意支持极有可能会因为不敌消耗（日常生活受阻、占领区出现骚乱、或其他议题的出现）而逐渐瓦解。
此时，是雨伞运动考虑转型的时候了。占领行动是争普选运动的其中一种方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一种；退场不是运动的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结束占领之后，间断却持续的将争普选行动进行下去，才是正道。如同练乙铮所言，「当占中运动最终结束──无论是被迫还是自决──且活动领袖兑现服从逮捕的承诺时，亲民主的一代香港人将崛起：他们年轻，有活力，无所畏惧，不屈不挠。」
选举制度是政治的核心，是决定政府政策和社会格局的基础框架。如今这基础框架被北京控制，政府政策亦是可预见的会向精英阶层倾斜。若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泛民政党亦需要考虑在2020年如何尽力争夺立法会的席位，争取如田北俊这样的敢言人士，制衡早已被北京控制的傀儡政权，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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