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中共领袖级革命家。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其中有关林彪及1969年“第一个号令”的详细内容，是高级领导人中第一个以个人的名义对林彪及“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战士出版社后来改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也可以说，《聂荣臻回忆录》是一个范本。学者单世联撰文《读<聂荣臻回忆录>》，剖析聂荣臻笔下的文革内幕。
1978年8月，聂荣臻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讲话
血统论
1967年2月怀仁堂碰头会上，聂荣臻等老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提出激烈批评。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后以老一辈革命家反对“文革”而著名。谭震林首先说：“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又是什么？”（徐向前，1987：833）聂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聂荣臻，1983：855）
2月16日，李先念也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聂荣臻，1983：855―856）
十七、八的娃娃不是反革命，但他们确实是可以参与政治斗争的。十多岁就参加革命的人多得很，红七军团团长寻淮洲牺牲时才22岁。“血统论”原是“自来红”的干部子弟提出的，因为他们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们也是好汉。《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原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而他们自己天然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于是，“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双，2000）他们与父辈派出的工作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构想来运作文革，具体地说就是重复1957年反右的过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资派和黑五类后使自己成为“无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1966不是1957，革命在深入。在毛指责工作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组掌管了“文革”领导权，运动的矛头指向各级当权者直至刘少奇后，第一批红卫兵即干部子弟发现，他们的父辈和他们自身都大难临头。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这些在父辈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应运而生。“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966年10月，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试图在父辈倾覆之际反抗中央文革、扞卫爹娘。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他们把父兄的旧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则满嘴“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的粗话，一方面制造“红色恐怖”，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另一方面直接对抗整肃其父辈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员之后，“联动”更加嚣张纵恣，于1967年1月11日六次冲击公安部。
1967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专政机关大肆抓捕“联动”。
这就是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为高干子弟鸣不平的背景。
“黑五类”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统论”，抓捕无法无天的干部子弟也是“血统论”：子弟们的命运取决于父母。“血统论”理所当然受到从党的领导人谭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罗克的批判，但“血统论”在中国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这样要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铲除。既然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他们的子弟也就要放出来。于是，毛泽东亲自下令，1967年4月下旬，近百名“联动”分子被放出来，被送到人民大会堂。江青流着眼泪对他们说：“你们受委屈了”；周恩来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此后不久，“十七级”干部戚本禹被抓，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像土匪一样被全部下放；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抢毙。山头
山头峥嵘，风必摧之。朱德长期不参与军队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山头”，所以毛对他比较放心。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等人，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进而提出要挖杨成武背后的“黑后台”，由此掀起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聂荣臻呼之欲出，处境艰难。同样，1967年“七二○事件”后，林彪以批陈再道搞“兵变”入手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上级徐海东―徐向前，意欲横扫四方面军的“山头”。
到“文革”时为止，众多山头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红军时代的“山头”：一方面军朱毛；二方面军贺龙；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一方面军内部的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已于1959年铲平。二方面军规模最小，抗战后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贺龙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面军虽说在1937年就被严格限制，但许多高级将领还是活跃在军队中。所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是主要要平的对象。
抗战时期的“山头”：新四军的陈毅已经转业到外交岗位，一二九师的刘邓早已不直接参与军委领导，所以要铲平的是贺龙的一二○师（即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聂荣臻。
解放军时代的“山头”：彭德怀的在西北和志愿军的“山头”1959年已被铲平，陈毅、刘邓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别与华东、晋冀鲁豫山头分离，剩下的还是聂荣臻的“华北”山头。
总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贺龙“山头”、聂荣臻“山头”和虽无领袖但高级将领甚多的四方面军“山头”，以此来保持一军团、一方面军和四野“独尊”地位。但林彪没有考虑到，当他以“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为口号铲除异已“山头”、全面突显自己的山头时，也就酝酿着自己要被彻底铲平的后果。当林彪通过陈再道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将领时，毛泽东就已经出面保了陈再道。
“山头”有弊也有利。有了山头不但可以支持自己的地位，平时也可得到关照。49年后，一批又一批高级领导被打倒，他们的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与他们的历史渊源1969年10月，聂被疏散到河北邯郸，“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与聂的良好处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广东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聂荣臻，1983：863）原因很多，广州没有他的亲信部下也许是一个原因。此时的广州军区，属于林彪的势力范围。本来林彪的老部队除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47军和55军外，还有沈阳军区中的39军、40军、46军，北京军区中的38军，武汉军区的43军和54军以及成都军区的50军是原四野的部队，但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但两个军区的基本部队不是四野系统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要与毛泽东决裂，除了广州军区，无处可去，要不就得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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