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这个名字，似乎同政治一点都不沾边。她的文字中，即看不到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也感受不到对民间疾苦的关切，不带任何所处时代的政治色彩。她只是在用自己那绚烂富有弹性的文字，为人们描述了一个“张爱玲”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或中式或西式讲究人家的生活:香水，舞会，威士忌、霓虹灯，火油钻、麻将桌、檀香香炉、花园洋房与手摇唱机、红木大床与西式家具、黑色丝袜等等华洋杂交的奢侈与古典。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生活情趣与爱美的心理，正如在散文《穿》中所写的：“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而第一笔稿费，她则去买了一管小号丹琪唇膏。
同时在她的笔下，又总能看到对世人的嘲讽。在描写上海人的势利以及女人之间的争斗时，张爱玲流露出一种精准而又无情的尖刻挖苦：“ 白公扪里流苏只回去过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再看小说《金锁记》，描写女主人公“曹七巧”为物质利益，将自己的一生陪葬在一个没有爱情的大家庭。在文中，张爱玲宛如一个抱臂站在一旁的观者，嘴角带着冷冷的微笑，面带洞察冷暖的表情，写尽了人间沧桑世态炎凉。可见，她对于世间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其实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看完她的作品，再看她本人，在张爱玲身上，人们总可以感觉到特别矛盾的东西。
在她的笔下，无论是《金锁记》还是《十八春》，都写尽了小市民与大户人家的各种算计与繁文缛节，将亲戚妯娌之间的世俗礼数描绘得生动清楚。这样的一个人，她却在生活中给人感觉“怪”，不太好打交道。她闭门索居，不爱会客。她对于时间要求苛刻，说好是下午三点，晚到早到客人都会吃闭门羹。在感情上，对父母还是对亲朋，也都是冷冷的，没有一点点烟火气。按照人们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她似乎是一个不太通情理的人，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她不是不会不懂，而是不喜欢不愿意委屈自己，去迎合别人。
在生活中，她应该是一个随性而又宠着自己的女人，一如她的爱情。张爱玲选择了胡兰成，使得世人皆呼：才女遇人不淑，眼光有问题。而我恰恰觉得，这才是张爱玲。
众所周知的，是胡兰成头上那顶“汉奸”的名头。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从民族大义上讲，还是作为男人的责任感，他都属于绝对的“反面教材”。可是，撇去这个印象，看他所著的《今生今世》，才华横溢。而看他的情感纠葛，一生招蜂惹蝶，情感经历无比丰富，可谓不折不扣的风流浪子，深谙如何讨女人欢心。由此判断：在爱情以及婚姻大事的选择上，张爱玲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没有如常人那般去计算“俗事”：他是不是靠得住？有没有风流前科？要不要打听下之前的历史记录-----等等相亲时会一一考虑的问题。对她而言:自己喜欢最重要。正因为对胡兰成的喜欢，她才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当她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而事实证明，无论是对胡兰成还是对第二任丈夫赖雅，张爱玲在生活上以及经济上，都一直都在竭力照顾，用现在的话讲，属于女人“倒贴”类型。也正由于此，胡兰成有一次给了她一笔钱，她去做了新袍子，心中会无比的欢喜----一无疑，对她来说，那属于非常罕见，故而特别看重的一份情意。
(方小小 评论)
就是这样一个看透世间冷暖，深谙人情世故的女人，同时又断断不愿让自己被世俗给套住，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嫁自己所爱的人。她的文章里全都是女性的话题，无比的感性与敏锐，与政治两个字想去甚远，永远都沾不上边。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因此，她的个人喜好与性格的随性，让她与“政治”这个词格格不入，相去甚远。
然而，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即便你不理它，它还是会找上门来。“政治”两个字，在张爱玲的人生字典中，一直或多或少地起着“负面”的作用。
首先就是她19岁那年，本获得伦敦大学的奖学金，准备前往留学，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能在政治局势的雨打飘零中随之沉浮，张爱玲亦是如此。有时候，还是不免会想象，若真的远赴英国读书，她的人生又会是怎样？
而众所周知，将她同政治扯上关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她的爱情。对于张爱玲来说，她爱上的，是作为才子与浪子的胡兰成。可对于世人而言，她却从此同汉奸有了剪不断的关系。同时，她在占领区的作品中依旧是风花雪月的人生，丝毫未卷入“抗日”的民族大义，不免给人感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此，正如其好友苏青的辩解：“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 但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而对于张爱玲本人而言，她本人对于政治的一次重大选择，也依然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及女性的直觉。解放后，在一次被邀参加文艺座谈会时，她发现：自己只是穿了一件普通的蓝旗袍白色钩花线衫，在一群蓝黑中山装以及制服的中间，却已经分外显眼，格格不入。毫无疑问，她依旧无法委屈自己，对于一个“十岁要穿高跟鞋，十五岁要留爱司头”的女人来说，怎么能让自己今后的日子里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华衣美服？她做不到，于是，尽管对故土无限留恋，她依旧选择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大陆。所以说，有时候直觉比政治判断还要准确。若是当初留下来，很难想像有着浓厚“小资情调”，写文章又不喜欢“委屈自己”的张爱玲，该如何去面对后面的那场文革？
政治对于文人而言，有人将它作为发家致富，通向功名利禄的云梯，却很有可能不小心一脚登空，看错形势，到头来摔得惨重；有人将它看作文人的使命，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犹如一名正义场上的勇士，即便在强权下，亦选择用大声的疾呼来唤醒民众，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也有人在风雨飘摇下只求自保，无奈地化做墙头草，左右逢迎；而对于张爱玲而言，政治同她压根就应该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相交点。
但事实时，政治本身就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张爱玲，这个天生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一直远离政治的女性作家，却因为她的漠然，同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在大陆很长时间，人们都不知道，在民国时期还有这样以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亦欣赏不到她的任何作品。
由此可见，政治于文人，永远是躲也躲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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