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中将郑维山，庐山会议后受陈伯达牵连，被江青点名是“华北山头主义”的后盾，遭到关押长达8年直至1978年。然而在平反过程中，郑维山被指“与抓杨勇有关”，本应顺利解决的政治问题再次变得复杂起来。这位戎马一生的铁血战将最终命运如何，作家舒云撰文《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揭秘郑维山坎坷的平反之路。
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郑维山
1969年6月至1971年1月，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革”初期，时任副司令员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对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多起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首都安全做出了贡献。1969年他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带北京军区前指和部队赴内蒙古地区，保证了稳定北疆，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革”动乱中，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郑维山在逆境中主持工作，他忍辱负重，尽职尽责，苦撑局面。1970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开了50多天，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险些病倒。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才勉强收场。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此，郑维山的厄运来了。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军委座谈会也并入，这就是华北会议。主要是揭批陈伯达，并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会议分小会（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却不讲话。
陈先瑞回忆，毛主席说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反林有功”，江青也自认为立了大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多次讲话。“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不仅大得很呀，还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对北京军区的仇恨这么大，对北京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每个人的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被“伟大旗手”江青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江青还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这回没有人敢保郑维山了，他先靠边站，接受批判，最终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江青却把“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摇身一变”，从反林彪又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伙同林彪反党。被押往安徽山区一个农场监督劳改。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郑维山的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郑维山子女的信和聂帅的批示，转到总政。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因为郑维山曾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12月12日，北京军区请示总政，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负责做审查结论。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交代处理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的这个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此事。很快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将郑维山和家属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写了郑维山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批示。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郑维山审查结论，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1969年，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授意下，修建五台山林彪纪念馆，负有领导责任。还有几条如支左和抓杨勇与老帅对质，不好写入结论，算结论之外。
第一稿写好后，征求了郑维山的意见，他不同意。说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7月13日，郑维山写报告给胡耀邦，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因为，“华北山头主义”不平反，他的平反也不可能。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说昨天看见聂帅时，聂帅问，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儿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郑维山的平反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并不是“文革”初打倒的，而是在“文革”中工作了三年。包括上层，很多人认为没有在“文革”一开始被打倒就是有问题。郑维山资历很老，从朝鲜前线到北京军区，却老是副职。直到1967年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打倒，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椅子。很多人传，抓杨勇是郑维山干的。此时杨勇已经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副总参谋长，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使郑维山的平反艰难起来。
当初，杨勇是怎样被倒的呢？
1967年初，廖汉生因为和贺龙有亲戚关系，最先被“烧焦”。“二月逆流”后，杨勇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徐向前回忆，当时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杨勇要“烧而焦”。
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说，杨勇被关起来后，他曾两次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立即上送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同志被打倒后十来天，毛主席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主席也是知道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答复。“九大”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有人借机把矛头指向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说这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这话被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得知，马上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1969年10月，因紧急战备把杨勇疏散到外地，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在部队打篮球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要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如此耸人听闻，北京军区党委非常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三四个月。这时郑维山已经被打倒，重点落到政委陈先瑞的头上。要是罪名成立，陈先瑞肯定逃不掉。幸亏周恩来过问，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下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北京军区没有责任。至于上边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你们以后也不要问了。还有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都是子虚乌有。这样，陈先瑞才被解脱，而郑维山却因为其它罪名继续“劳动”。
郑维山作为副司令员，他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而且，很快他也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下命令，郑维山才被放了出来。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但是，郑维山的结论时还有几个问题，一、慈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总、徐帅审查。徐帅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并指示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于是，当日作急件报总政主任。
12月6日，中央发了1979年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捏造了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他们把当时军区一部分领导作为经营“华北山头”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打击迫害，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特别是对聂荣臻同志，每次都要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把北京军区党委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的和“非六字号”的，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爬山头”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一是“杨余傅事件”后，捏造北京军区“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林彪当时曾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并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造谣说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对干部的正常调动处理，都和所谓的“山头主义”联系起来。还诬蔑军区在领导班子里搞华北山头的“清一色”，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就这样给北京军区制造了一个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
二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扭在一起。1972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后一段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开成了一个全军性的会议），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把郑维山同志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做准备”。并说这次“周游”“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说郑维山同志“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三十八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她还疯狂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恶毒诬蔑聂荣臻同志“从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蓄意的诬蔑和捏造。华北会议上，还对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进行了改组。三是“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反林彪的，现在又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现在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现在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现在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这样，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除继续批判郑维山外，变本加厉，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华北山头的第四套班底”，作为靶子，加以批判。上述种种卑劣作法，充分说明了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
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是做出了宝贵贡献的。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革命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此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虽然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发了，但有些单位落实的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郑维山的平反也还拖着。
郑维山到底有什么“罪”呢？
中央1971年6号文件记载，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三部分是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主要说郑维山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还说郑维山一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再有就是家长制，搞一言堂，错误是历史性的，郑维山跟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经过复查，这些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于是徐厚田又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月12日最后定稿。从1978年11月6日开始接收郑维山，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结论，郑维山的平反前后拖了10多个月。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对南萍同志的问题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中央组织部1982年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革”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
郑维山终于被彻底解脱。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小平接见他，说到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在西北任职期间，郑维山先后行程7万多公里，进行现地调查研究，按军委防御作战方针搞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条件下的西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被误解、被审查、被关押中，郑维山对党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病重期间，他一再要求医院停止抢救，省下钱来用于统一台湾。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致信中央军委，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留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骨灰撒到家乡大别山。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只有两句话，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