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同年6月，中组部开始在当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挑选接班人。按照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当年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下2,000人。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由各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成分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首次提出革命接班人问题
全国一共选出了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最终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数。然而，文革打乱了一切，培养计划无疾而终，革命接班人们泯然众人矣。本文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3期，作者徐天。
1965年8月末，19岁的任小彬和其他44个同学一起，坐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央党校前身)的中礼堂里，等待着“青训班”开学典礼的开始。
青训班学制五年，学员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来自北京，毕业后将授予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学校绿化很好，像一座花园，但一栋栋宿舍空荡荡的，大多数人都下去搞“四清”运动了。
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拥着走了进来。出身干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认出这是党校校长林枫的夫人郭明秋，时任党校校委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训班班主任。
多年后，68岁的任小彬还能一字一句地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话：“欢迎你们，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这句话如此振聋发聩，震得听者头晕目眩。这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很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自己竟与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泽东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1958年10月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是否会发生和平演变，杜勒斯回答：“当然……我很难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我要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撰文回忆，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让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谈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并亲自做了批注，一同印发给与会者。
在毛泽东看来，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于培养接班人。
引发他关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许还跟60年代初中共高级干部的接连去世有关。
1961年，58岁的陈赓大将去世;1962年，63岁的李克农上将去世;1963年，61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三年间，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中，共有18人去世。在当时的干部终身制下，后继无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1964年5月，中组部副部长赵汉有感于1963年在福建考察时所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文章称，培养一个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比较成熟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必须及早动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
1964年6月8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
三个月前，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走访。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对全大队200多名青年进行了认真考察，挑选出了14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后，宋任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而且提出，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
他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摸底调查
为了摸底，1964年，中组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第二年8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11月17日，中央将中组部的这份报告批转下发。批示中称，这是“关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根据这份报告，在南方十二省区，省级干部中，本地干部占90%以上。在地、县两级中，还是以解放时南下的北方干部为主。在129名地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7名，占29%;在1092名县委书记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06名，占28%。
在北方八省中，虽然都是本地干部为主，但地委书记的平均年龄达47岁，县委书记也大多在42岁以上。
报告总结道：“过去十几年中，对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干部注意不够，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的缺点。”
1986年任中组部调配局局长的杨志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他也看到过相关数据。60年代，省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地级干部多是大革命后期或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县一级干部基本为抗战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
鉴于干部队伍的老化现象，报告提出了八项应对措施：制定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具体规划，一个一个落实到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干部时，要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做适当调整，如去其他适当的工作岗位，或调回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提拔少数民族中的新生力量;一切地区、一切部门，都应注意培养提拔妇女干部中的新生力量;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所有老干部都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培养新生力量;如果有南下干部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可以就地安排。“步子要稳，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搞突击，不要一下子换一大批，以免影响工作，影响干部团结。”
1964年，中组部开始执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务。人手从各个部门抽调。
当时，中组部共六个处，干部不到250名。一处为综合调配处，二处管党群政法干部和干部的综合研究，三处管工业干部，四处管财贸农业干部，五处管对外干部，六处管党的基层建设，此外还有一个研究室和一个办公厅。二处的唐文光，就是被抽调出来的人员之一。
如今86岁的唐文光，1963年进入中组部工作，是文革前进入中组部工作的老同志中硕果仅存的几位之一。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干部局的办公楼内，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进中组部和提拔新生力量颇有一些渊源。1963年，中组部副部长赵汉到福建考察。临走前，他请福建省委组织部推荐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县委书记到中组部工作。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指示，部里的处长(即现在的司局级干部)都要下到县里锻炼，地方干部也可以调到部里工作。时任福州市新店区区委书记、35岁的唐文光被推荐给了赵汉。赵汉看了档案后十分满意，当年中组部就调唐文光进京。
1964年，中组部自身率先提拔了两名年轻人，担任司局级干部。中组部研究室一位32岁的年轻人被提拔为副主任，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安子文的秘书邱建鼎被提拔为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
59名接班人
1964年6月，中组部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
这个任务交给了二处，唐文光是唯一一个一直负责到底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
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2000人了。
唐文光记得，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由各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成分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
全国一共选出了60名大学生(其中一人最终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数。
其中，天津选拔了4个人。24岁的南开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生李梦锡当时任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毕业时，所有同学都确定了分配去向，只有他“待分配”。待同学都离校后，老师才告知他，他被中组部选中了。
25岁的山东大学政治专业学生杨志海则在山东选拔的3个人之中。
毕业前，山东省委组织部调配处一位姓欧的处长找他谈话。后来，他自己到中组部调配局工作后也经常找干部谈话。他那时才知道，组织找人谈话前，早已看过档案、全面了解了情况了。“谈话就是看人，看你的谈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填报分配志愿时，系里通知他，不用填了，毕业后直接去中组部报到。
山东省委组织部给他出路费，让他先回了一趟老家。随后通知他，直接去北京的中央党校报到，在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学习。不久后，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党校学习了，直接去江苏四清。他后来才知道，1963年中央党校前任校长杨献珍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理论被视为反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理论，因此，中央党校1964年7月起开始批杨献珍(其时任副校长)的“合二为一”理论，原计划的理论学习被取消了。
搞四清，原本在中组部的培养规划中属于二年级的内容。
1964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一号楼，毛泽东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接班人的著名谈话。
他提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夏末，这59名大学生，20人左右一拨，分赴江苏、山西和湖南四清。
李梦锡和杨志海都去了江苏。这个组的学生来自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省市，共19人，由专门安排的优秀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带队。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学生被任命为大队下面的小组组长，杨志海便是其中之一。
中组部的领导专门来看望过他们。“领导说，你们的任务是要做一辈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辈子的组织工作，一辈子的干部工作。”李梦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有关“接班人”的字眼并没有被提起，但李梦锡意识到，自己在被培养。“我知道，来这里就是要改造自己，如果做得好可以被提拔，做不好就要一辈子留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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