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8岁的马丁·布雷希应征入伍。12月，德国在西线战场最后的反击，阿登战役也就是突出部战役爆发，正在进行新兵训练的布雷希被提前结束训练，派往欧洲。然而，因为身体原因布雷希并没有捞到什么仗打。
突出部战役中被俘的德军士兵1945年3月，最终被分配到安德纳赫附近莱茵河畔的“艾森豪威尔的集中营”，看守德国战俘。这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50,000名囚犯，饥寒交迫，非人的虐待与报复，令人作呕。退役后的布雷希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神学硕士学位，终身从事神学研究。晚年的布雷希，将这段始终萦绕在心头的记忆写进来回忆录，以表达深深的忏悔。
1944年10月，我18岁，被应征加入美军。主要是因为“突出部战役，”我的训练被打断了，我休假减半，我立即被送往海外。在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我们很快被装入棚车，然后运到前线。当我们到了那里，我患有单核细胞增多的严重症状，被送到比利时的一家医院。由于单核细胞增多当时被称为“接吻病，”我寄了一封感谢信给我的女朋友。
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在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一起受训的部队已经身在德国，因此，尽管我抗议，但我被安排在一个“回购仓库”（车厂）。我对分配的单位失去了兴趣，不记得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非战斗单位是被人嘲笑的。我的分派资格记录我主要是在C公司，第14步兵团，我在德国逗留17月，但我也记得被转移到其他部队。
1945年3月底到4月初，我被派往看守安德纳赫附近沿莱茵河的战俘营。我读过高中四级德语，所以我与囚犯很谈得来，虽然这是被禁止的。但是，渐渐的，我被用作一名翻译，并要求揪出党卫军成员（找不着一个）。
在安德纳赫所有年龄段的约50000名囚犯囚禁在开放的由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地。妇女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区域，直到后来我也没有看到。我看守的人没有住房，没有毛毯。许多人没有大衣。他们睡在泥浆里，又湿又冷，很少的壕沟填满了粪便。这是一个寒冷，潮湿的春天，而单从他们生活在野外，他们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更让人吃惊的是看到囚犯将龙须菜和野草扔进铁罐做成稀汤。他们告诉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减轻饥饿的痛苦。很快他们变得憔悴。痢疾肆虐，不久他们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太虚弱了很难挤到壕沟。许多人在我们眼前乞讨食物，令人作呕和垂死。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和供应，但对帮助他们什么也没做，包括没有医疗措施。
愤怒，我抗议我的军官，会见带着敌意或平淡冷漠。接下来，他们解释说，他们正在遵从“更高”的严格的命令。如果50,000人被认为“不协调”，没有官员敢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会被接受指控。认识到我的抗议是没有用的，我问一个在厨房里工作的朋友，是否他能为这些俘虏偷偷塞给我了一些额外的食物。他也说，他们接到严格的命令，严格配给囚犯食物，而这些命令来自“更高的。”但他表示，他们有比他们知道需要的更多的食物，并会偷给我一些。
当我跨过铁丝网扔这些食物给这些犯人，我被抓住了，并威胁要被监禁。我反复抗议这些“罪行”，一个官员愤怒地威胁要枪毙我。我以为这是一个虚张声势直到我遇到了一个队长在莱茵河边一座小山上用他的.45口径手枪射击一群德国平民妇女。当我问：“为什么？”他喃喃自语，“打靶”，直到他射完手枪的子弹。只见妇女四处躲避，但在这个距离，无法判断有没有人被击中。
我意识到我面对的是充满道德主义仇恨的冷血杀手。他们认为德国人不是人，值得灭绝;种族主义恶性循环的另一种表达。在《G.I.报》（美国大兵报），《星条旗》的文章，渲染德国集中营，充斥着瘦骨嶙峋的尸体的照片。这扩大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残酷，使得更容易模仿我们应该反对的行为。另外，我觉得，没有接触到战争的士兵试图证明他们对待被拘押的战俘和平民是如何的强硬。
这些囚犯，我发现，大多是农民和工人，就像许多我们自己的军队一样单纯和无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陷入无精打采僵尸般的状态，而另一些试图在精神错乱或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空旷的原野跑向莱茵河解渴。他们被射倒。
有些囚犯渴望香烟如同渴望食物一样，说它们可以冲淡了他们的饥饿感。因此，进取的美国大兵“扬基商人”们以很少的香烟换取大把的手表和戒指。当我开始投掷整箱的香烟给俘虏以毁掉这种贸易，我被威胁降级。
在这个阴暗的画面唯一的亮点是一个夜晚。我被安排值“夜班”，从凌晨2点到4点。实际上，在这个圈地上坡一侧有一个墓地，没有多少码的距离。我的上司已经忘了给我一个手电筒，我也懒得索要，因为当时的整个局势让我厌恶。这是一个非常明亮的夜晚，我很快就意识到囚犯穿过铁丝网朝向墓地爬行。我们应该向视野中的逃犯射击，于是我开始从地上站了起来，警告他回去。突然，我注意到另一名犯人从墓地向圈地往回爬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墓地为了什么东西。我必须去查看。当我走入这个长满灌木，绿树成荫的墓地的黑暗处，我觉得完全处于明处，但不知何故，好奇心驱使我。尽管我小心，但我被某个俯卧姿势的人的腿绊倒了。绊倒的时候我猛然晃动步枪，并试图重新获得镇静，我很快就松了一口气我没有条件反射地射击。一个轮廓显现出来。渐渐地，我看到一个美丽，但胆颤心惊女人的脸，附近有一个野餐篮子。德国平民不准送食物，甚至也不许走近俘虏，所以我赶紧向她保证，我是赞成她这样做的，不要害怕，我应该离开墓地走到路上。
我立刻做了，靠在墓地边缘不显眼的一棵树上坐了下来，而不是恐吓囚犯。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忘记她的脸。
最终，更多的囚犯爬回圈地（集中营）。我看到他们拖着食物给他们的同志，只能佩服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5月8日，胜利日[1945年]，我们都以为我们会尽快回家了，囚犯们寄托一点可怜的希望。我们后来进入法国[占领]区，当我们移交我们囚犯到他们的奴隶劳动营的时候，在那里我很快见证了法国士兵的残酷。
不久之后，我们的体弱多病的囚犯被法国士兵列队行军到他们的营地。我乘坐在这列队伍后面的卡车里。突然，车放缓速度和落在后面，这可能是因为司机和我一样地震惊。每当有德国囚犯摇摇晃晃地倒下，他就会被一根棍棒打破了头并死去。尸体滚到路边被另一辆卡车碾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快速死亡可能是在我们“杀戮场”最好的摆脱饥饿的方法。
当我终于看到了在一个单独圈地拘押的德国妇女，我问为什么我们要拘押她们。有人告诉我，她们是“营妓”，被选为党卫军种畜产生超级种族。我跟一些人，而且必须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如此意气风发或有吸引力的女性群体。当然，我不认为她们应得到监禁。
我作为一名翻译能够屡次阻止一些特别不幸的拘捕。有一个乌龙事件涉及一名老农夫被几个宪兵拖走。有人告诉我，他有一枚“花哨的纳粹勋章，”他们给我看了。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识别这样的奖牌的图表。他因为他生了五个孩子被授予！也许，他的妻子有点宽慰，他被带来回来，但我没想到我们的死亡集中营之一因他对德国的贡献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惩罚。宪兵同意，并释放了他，继续他的“脏活”。
饥荒也开始在德国平民之间蔓延。这是一个常见的景象，看看德国妇女弯着她们的胳膊肘在我们的垃圾桶里找可食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她们没有被赶走。
当我采访了小城镇和村庄的市长，我被告知，他们的粮食储备都被“流离失所的人”（曾在德国工作过的外国人）带走了，食品装上卡车开走了。当我上报这些，反应是耸耸肩。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红十字会在营地或帮助过平民，虽然他们的咖啡和甜甜圈货架在其他任何地方可供应给我们。饥饿使德国妇女更多的“可供应”，但尽管这样，强奸是普遍的，往往伴随着更多的暴力。我特别记得一个18岁的少女被枪托砸了脸，然后被两名美国大兵强奸。甚至法国人抱怨说，强奸，抢劫和醉酒对我们一部分军队的破坏性是过分的。在勒阿弗尔，我们一直被分发一个小册子，提醒我们说，德国士兵一直以高标准的行为与法国平民和平相处，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在此，我们非常失败。
“那又怎么样?“有人会说。“敌人的暴行比我们的更严重。”确实,我只经历了战争的结束,当时我们已经胜利。德国人暴行的机会已经消失了,而我们的却在做。但两个错误不能构成一个正确。不能复制我们的敌人的罪行,我们应致力于彻底地打破这个困扰和歪曲人类历史的仇恨和复仇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45年后现在讲出了这些罪行。我们永远不能阻止个人的战争罪,但我们可以,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说出来,就会影响政府政策。我们可以反对政府的宣传,（这种宣传）把我们的敌人描绘成野兽,和鼓励那种我亲眼目睹的暴行。我们抗议轰炸平民目标,直到今天我仍然这样。我们拒绝宽恕我们的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战败的战俘。
我意识到普通公民承认目睹如此大规模的犯罪很难,特别是如果牵连到自己。即使是同情受害者的美国大兵也不敢抱怨，怕惹上麻烦，他们告诉我。危险并没有停止。自从我讲出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恐吓电话，并且我的邮箱被砸了。但这是值得的。写出这些暴行是感情压抑太久的宣泄，一种解放，这也许会启示其他目击者“真理将使我们得以自由，无所畏惧。”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切借鉴一个至高无上的教训：只有爱可以征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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