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齐聚北京参加APEC期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于理论版刊发国际问题专家王义桅其文《中国模式既发展中国又造福世界》。文章开宗明义道明了中国模式现时的存在状态，即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一些人长期漠视、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悄然改变。此外作者还列出了理解中国模式的三个维度，即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文明复兴模式。在此基础上，尽管中国主观上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客观上必须认识到中国模式不仅是发展自身的成功路径，而且对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北京APEC期间习近平接见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
溯及过往，围绕中国模式，自2009始至今经历了从全面销声到彻底解禁再到大张旗鼓推广的过程。在第一阶段，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的关头，主流媒体罕见地连发数篇文章为热潮降温。后者认定，中国模式不过是西方舆论界“绑架”中国的伎俩，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在政治层面，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区别，中国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在这些普世原则；在经济层面，不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 还是发展困境，也都可以在世界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至于被学术界认定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共同构成中国模式重要特征的儒家传统文化，即便独特且独有，也诚难支撑起整个中国模式的“重担”。
时隔四年之久，进入2013年，情况悄然发生了转变，是为第二阶段的解禁。尤其是随着复旦大学成立首个以“中国模式”命名的研究中心以来，中国官方对中国模式的态度开始全面转向，外延也从经济领域转入政治领域。原来困扰官方的系列问题，似乎也在大张旗鼓研究中国模式的浪潮下得以解决。比如模式是否具有一种制度化的稳定性；模式是否与其他模式不同，具备独特性或称差异性；一旦确立后是否会被他人所模仿、所认可。早在2010年时，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会议“中国模式建构与政治发展”，得出的结论还是“不确定”，为何仅仅过了5年时间就万事俱备般地大张旗鼓地讲？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这位继毛邓之后最强势领导人的功劳使然，不仅不再避讳疑难杂症，而且敢于走一条全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如果说此前中国模式的起兴还只是学术界思想交流发展之果，那么到了时下，习近平执政满两年的关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不断从口号落到实处，官方对于中国模式的态度也不断经由各种渠道得以外溢，政治需要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讲，理直气壮地讲。比如政治层面初现的民主观，三中全会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四中全会罕见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明确提出决不照搬西方模式，经济层面的新常态，外交层面走和平发展之路以及借由APEC展示给世界的外交新思路，文化层面的文明传承与复兴的统一等等，都不失为对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夯实和筹码加注。如果衡量模式存在与否的标准均以达标，那么习近平意欲构建的中国模式究竟为何？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英文翻译的政治学者张维为，在出版不久的中国模式三部曲之《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定义。在狭义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层面，则是这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路理念。照此定义延展开来，循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既定路径，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思路理念是否真的已经自成一派，够得上模式二字？从官方呼吁大张旗鼓地讲来看，至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认可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
但是，从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推广来看，显然并未着墨于此，而是更多地倾斜于如何打破美国普世价值霸权以及如何抢占先机把握话语权。就前者而言，批驳力度不可谓不透彻。“当西方文明的火炬传到美国，更是将这种普世霸权发挥到极致。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垄断了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变成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乃‘历史的终结’。”“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就后者而言，党报新近文章开篇即一句道破。尽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但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一直没有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北京共识”于2004年由美国人雷默提出，就是一个证明。张维为在阐述中国模式时也强调了话语权紧握在手的重要性，“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挂一漏万，官方对中国模式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的态度大逆转，很大程度上与一把手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和领袖做派直接相关。这位时下早已成为西方媒体眼中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正在走一条全然不同与西方的道路。刚刚结束的APEC，被外界赋予了“万邦来朝”的涵义。虽然这顶“高帽”的形式意义远远大于政治内涵，而且不过是从朝贡体系而引出来的利于口头传播的形象表述，但是其背后附带着的中国正在回归到世界权力的中心之外延还是不容小觑。按照官方媒体的解读，“13年前，APEC同样在中国召开。那时的中国，GDP还只是世界第六，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有限，不能也无法重塑世界格局。今天却不同，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以后，一举一动都能对世界局势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十八大以来，凭借经济实力的支持，面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安倍政府的围堵，习近平、李克强频繁外访，纵横捭阖，从而营造出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本次APEC峰会可以让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更近距离地看到，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将如何定义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角色…此次会议可以说是对新一届领导层积极有为外交的一次总结，背后透露的信号非常明显----世界权力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即将于17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再次将封面出让给了习近平。不同于十八大前夕的“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和全红底色，这一次《时代》的画风阴郁了不少，而且更多地表达了对这位即毛邓之后最强势领袖的不安。因为这位中国民众口中的习大大，试图将中国拉至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将自己放置在中国个人层面上的中心。退一步讲，究竟是习近平加速了中国模式的“三重命运”，还是中国模式从一开始销声到解禁再到全面推广，都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最终很难说清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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