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针对“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钓鱼岛内容不仅强调“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还坚称“日中四点共识不具约束力”。对此，中国大使已当即表示“严重关切和不满”，这一风波也给“习安会”后的中日环境带来了不安的气氛。此前，安倍这位“特殊客人”已达成初步目的，还就此前中日高官会上确定的“四点原则共识”做了承诺，伴随着王占阳、时殷宏等学者发表“日本不会走军国主义老路”等言论，似乎中日之间的问题已经真的如外界所风传的那样，从2012年“买岛”风波后迎来好转的机会。可在岸田继续做出如此表态后，外界也不难发现，北京和东京在如何认识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上仍有较大差异。这一点也决定了中日两国间的特殊关系。
从此前“习安会”上两国首脑的发言来看，中日间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是不同的。习近平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四点原则共识”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密切关系，相比之下，安倍关于历史问题的发言并不多，只谈到了“日本政府将继续坚持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在“四点原则共识”已被中、日媒体视为中日交往的最低纲领之际，安倍并没有就历史问题的实际态度向习近平发表任何新表态。对当下的中日外交来说，历史问题已经是两国间不可忽视的一层特别关系，这层关系的存在决定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不仅与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挂钩，更需要考虑近百年来的历史因素。
岸田文雄的发言已经为“习安会”后的中日关系带来了紧张空气
北京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一直习惯向民间宣传“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中日近两千年的交往史来看，两国的确更多时间处于和平状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还一度和清政府签订过《中日修好条规》等平等条约。但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便已背弃“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的盟约。装备着“村田之铳备前刀”的日军借船坚炮利占据朝鲜半岛，一路开进辽东，盘踞关外，同时借《马关条约》之力夺取台湾。“一夕狂驰三百里”的清军难以抵御，“当辄披靡血杵漂”，“东亚第一要塞”旅顺也“一朝瓦解成劫灰”，旅顺口也成为日军的杀人场，全城仅余36人幸免。在甲午战争110周年之际，任何华人看到白玉山麓纪念旅顺屠杀难胞的“万忠墓”，只怕都会有些习近平谈及甲午时的“剜心之痛”。
不过，面对中国的这一痛史，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并不肯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对于侵华历史的否认和改窜正是由此开始的。百年前的日本政府就设法招抚新闻界，称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系误会，西人记者所见系“日军报复清军杀俘”云云，类似“误传”的目的更在于“毁坏日军名誉”。此后的数十年间，包括陆奥宗光、内田康哉在内的日本政要和秦郁彦等学者也先后为此张目，一再强调“中国野蛮、日本文明”，旅顺的屠杀亦是“激于义愤”。在甲午战争的凶徒也在“靖国神社”内受着拜享，更被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要继续视为“英灵”，中日间在历史认识上的巨大差异也就由此而来，更顺延至今天。
在中国看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日本必须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省与道歉。可在日本，该国自战后确立自民党主政的“1955体制”后，国民始终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吊死东条英机等7人后，“大日本帝国”以天皇为顶端的体系没有得到根本的破坏，“皇军”军官们摇身一变进入了“自卫队”，“帝国”的旧官僚也基本得到留用，在战前和战中煽动民意、鼓吹武士道的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文豪”也仅暂时封笔，并未被当成战犯加以处置。很显然，日本的最大变化仅仅是天皇的身份被华盛顿所取代。这也让北京在50年代初就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之余更“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东京对于北京的敌视更让日本难以在历史问题上和中国达成共识。
此外。日本自“八国集团”确立后更以发达工业国自居，国际地位与欧美老牌工业国相当。相比之下，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百废待兴，缺少对话的外交空间；遁入台湾岛的国民政府慑于美国压力，也不敢向东京发难，这就让逃过东京审判的军国主义分子们有了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当日本“海上自卫队”公然打出旧日本海军的军舰旗，旧日军的军乐、礼仪也借尸还魂之后，美国管制之下的日本已经有了几分继续“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意味在内。
日本往往指责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反日教育”，但日军在中国境内作奸犯科之多也是罕见的，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得出一个沉重的结论，中国全境除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外，各省均有日军魔爪伸入，这种影响更是长久而深远的。日军细菌部队遗下的跳蚤和陶瓷器具在东北光复后仍造成当地大批民众染病不治，日军在中国各地埋藏的毒气弹至今仍未处理完毕，在2003年时仍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国来说，系统的追究侵华日军暴行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国民政府在“南京审判”期间对于战犯的放纵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史、方志等事业的开展，中国在“东京大审判”后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整理才逐渐形成体系：“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在1956年时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包括“平顶山惨案”、“731部队”在内的一系列遗址也得到妥善保护；安徽、江苏等省的乡土历史教材也为日军暴行专辟一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日军暴行的认识在中共建政的数十年间只是揭开了一角。
相比之下，对于日本而言，由于该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本身就缺少是非的标准，这也让他们在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时更难以摆正态度，在历史问题、遗留问题和实际问题相互交织时，日本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受害国的接触就很容易引发强烈反应，这一点在美国遗留的钓鱼岛、独岛等问题上更为突出：日本当局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直接引发了中日、日韩间的不睦，而中日间的冲突更直接导致两国自2012年5月后的“政冷经冷”局面。与此同时，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政要大多出生于1945年后，这使得他们在接受“传统认识”后对于中日战争的历史问题缺乏老一辈的负疚感和赎罪感，对侵略历史的责任感也相当有限。
对中国来说，“民之痛、国之殇，以史为鉴知兴替”已成为自2014年后的大方向，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针对日军暴行的研究仍在继续。当日本方面仍在否认日军“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时，这显然与习近平本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是完全相悖的。很显然，当习近平面对东京不同于“三角大福”（三木武夫、田中角荣等人）时代承认日军暴行、强调日中友好的强硬立场时，以冷遇安倍的方式加以处对就在情理之中。伴随着抗战话题在此后的数月间将成为中国舆论界的热点，北京在当下面对日本问题时也一定会注意到历史问题这一大方向，并将其作为与日方对话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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