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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文化彻底沦为市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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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下文艺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南风窗介绍,在文化市场化更加完善和历史更加悠久的西方,对市场的批判声音存在了几乎上百年之久。文化的市场化和世俗化是在西方宗教和宫廷文化衰落的大环境下初露端倪,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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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双年展 英国新左派

在英国,出身于工薪阶层的文化评论家和左翼政治运动家理查德•霍加德(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开始用理论机器批判电子媒介文化传播的市场化问题,成为新兴学科—文化研究的重要创始人。霍加德在其名著《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ry,1958年)中,用翔实的语言描述了工人阶级自发组织的文化生活(诸如矿工工会组织的合唱曲目等),以及他们以阶级文化来凝聚阶级社区的团结;而后在第二部分分析了英国战后兴起的大众文化杂志、大众电影和电台流行曲广播等文化现象,从而得出市场资本操控下,主流大众文化一步步破坏工人阶级的文化自主生态,把本来已经弱势的工人阶级推向更加没有主动性的消极位置。

英国新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则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年)中延续阿诺德“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理念的同时,试图打破其“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并且使用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数据来剖析“文化”在英国过去200多年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具体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威廉斯认为技术进步在表面上给受众带来文化的普及和相对更多的选择,但是实际上由市场资本决定的各种文化产品的分门别类,注定了市场化的文化创作倾向文化生产要素中的资产一方。威廉斯反对把文化放入“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位置,认为那些随着经济和技术进步文化也会随之进步的观点是过于单一的。他强调在市场支配文化制作的情况下,电视、电台和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视觉通常以统治阶级角度看待社会议题。

在1970年代的英国,工会工人运动浪潮此起彼伏,然而威廉斯观察到,英国主流媒体报道工人街头运动的视角经常以“暴乱”或“骚乱”等字眼形容工人街头抗争,而且电视新闻镜头角度总是从警察防线一方拍摄整个运动。他认为如果把镜头换成从示威工人一方对着警察拍摄,可能效果和叙事角度会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作为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威廉斯甚至自己为BBC编剧并且出版小说,讲述身边长大的工人阶级故事。他撰写的《志愿者》(The Volunteers)讲述一个私人电视台记者在报道矿工街头运动时顶住西方媒体运作的层层压力,牺牲了自己的记者前途,把英国政府试图出动军队镇压矿工的内部文件公诸于众的故事。作为出身在威尔士矿工地区的左翼活跃工运分子,威廉斯反对媒体私有化,他认为依靠广告生存的资本家私人媒体,其内容没可能做到民主公正,立场难以与社会底层或者弱势群体接近。威廉斯认为诸如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公共媒体应该顶住市场化的压力,在政治中立的前提下广泛邀请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的活跃分子和专家参与节目制作。

“文化大餐”批判

以古典音乐为例,在互联网强势崛起前,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古典音乐在美式商业操作下继续折现出丰厚的商业利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世界三大男高音音乐会的品牌营销。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这3个著名男高音在90年代开始步入艺术生涯的晚期,声线已经展现疲态。然而借助世界杯的知名度,一个“借力体育,歌剧搭台,商业唱戏”的大型音乐会品牌从此诞生。笔者在儿童时代第一次接触西方古典音乐就是观看1994年的洛杉矶“三大男高音”音乐会录影,PBS电视公司的镜头展现规模宏大的“盛会”感觉,摄像机通过摇臂拍到洛杉矶道格斯篮球馆人山人海,5层高的布景板画满了椰林树影,十多支罗马柱立在舞台后方。打着蝴蝶结的音乐家和台下衣香鬓影的嘉宾,包括总统、总统夫人、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美国过气歌手在内的阵容,让人感觉仿佛这是一场20世纪的罗马帝国盛宴。

音乐本身倒没有太大亮点,多数是一些难度低的经典歌剧咏叹调、意大利民歌和美国老歌。这种在大广场举行的借助麦克风和庞大管弦乐团的美式“剧院”演出模式,在互联网兴起前(即上世纪末,21世纪初)达到高潮,犹如冷战胜利后美国一种洋洋得意的写照。

然而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角度看,这种貌似热闹而且衣香鬓影的美式“文化大餐”并不代表文化的进步和普及,这些唱得不能够再烂的常见咏叹调和意大利民歌早已代表不了文化艺术发展创新的方向,庞大广场和高亢的麦克风飙歌掩饰不了内里文化的空虚。充满铜臭味的演出机制让音乐家不再大胆创新,而是靠吃老本混日子。法兰克福学派一位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应该提倡现代派艺术,褒扬抽象主义,他认为正是抽象艺术和先锋无调性音乐,让市场和保守的美国主流媒体感到恐慌和不安,打破了商人主宰下产生出的平庸寻常作品套路,因为这些掌握财源和资本的商家永远不明白抽象艺术和无调音乐个中的奥妙。抽象艺术和现代派作品是戏弄这些充满铜臭又自以为高明的文化商家的一种手段,因而获得资本垄断外的自由。

总的来说,无论英国新左派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对文化的市场化运营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批判姿态,尽管两者交出的答卷截然不同:前者认为文化应该更加普及,成为让更多人受惠的生活方式,后者则认为文化应该更大胆尖锐地走让主流不安和费解的线路,从而逃脱资本的掌控和利用,进一步推进文化艺术的探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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