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主持APEC施展布局扭转时势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家报纸《纽约时报》（以下简称纽时）也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该报一边刊发文章称习近平是美国的威胁，一边用在北京的记者质问习近平为何拒绝续签该报记者的签证。当习近平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回答后，该报立即发表社评回应之。纽时的这些动作激怒了中共意识形态先锋《环球时报》（以下简称环时），后者“有气无力”地反击称，《纽约时报》该用为什么问自己。
环球时报
与APEC相比，这些波澜不过是一些涟漪，又回归到了中共长久以来有关媒体政策的老话题。中共嫌弃排斥纽时是因为后者近来日趋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批判观点，而纽时则以“批评是新闻自由”的理念驳斥之。究竟孰对孰错？环时所称的“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是对是错？纽时极力强调的批评的正当性是否是不容质疑的真理，将中共和环时完全驳倒？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媒体受到政治的严格约束，为政治服务，其宣传“喉舌”功能远大于新闻功能。西方则相反，媒体成为“第四权力”，被视为代表人民对政权的监督者，受到其他国家的追捧和效仿。这也是西方媒体相对于环时等中国媒体的优越心理产生的根由，也正是纽时引以为傲之处。尤其是对中国，该报近年的批评态势日趋强烈，在议题选择、语言表达、引述语言等方面均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该报近期被中国“封杀”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恰如习近平的比喻说，“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 在环时看来，纽时所出的“毛病”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是像自己一样的立足于国家利益“工具”属性凸显使然。环时更是曾经旗帜鲜明地在头版抛出“媒体应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的论点。或许在中国日益崛起的时代形势下，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内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本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自然反应。只是如果仅仅基于国家利益，为批评而批评的话，却仍然以批评别国和新闻自由为己辩解，就会缺少说服力。
若要弄清中共与环时，或者说是与西方媒体之争的迷局，还需对媒体的属性作一客观分析。除了众所周知的，媒体在保障公民权益、监督政治权力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地位作用，现今更要认识到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如此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结论。正如媒体人所坚信的赞美使人迷茫，而批评使人明智的理念。一般情况下，处于争执中的双方都各有理亏之处。中共媒体管理政策的弊端确实广泛存在，在西方媒体半个多世纪的批判下，这些弊端在国际层面几乎已是尽人皆知，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惯性。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媒体，难免被这种舆论所“绑架”，迎合讨好之，其从业人员也难以跳出这种惯性思维。从这一层面来说，媒体的自由和独立性其实是相对的，尤其是容易受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裹挟。
如果说西方媒体容易受控于民众，而中国媒体则受控于政治，除此之外双方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市场资本的影响。双方媒体都有自己的广告客户，批评性报道必然不会涉及到这些行业企业，甚或有可能站在其立场上为其代言。
归根结底来说，媒体也有自己的利益。它们要维持自身生存，要取得更大的发展。但是现实中的限制性因素太多，从而不得不有所依附。相对来说，成为第四权力的西方媒体生存环境更为优越一些，拥有更多的自由度，比之中国媒体缺少权力层面的过多干预。不仅如此，中国媒体是权力、市场和社会的延伸，居于从属地位；而西方媒体历史悠久，地位超然，甚至会涉足政治运作，成为博弈者，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纽时能够发表社评直接回应习近平，美国总统布什指责其要为“9·11”后下一次袭击负责，都体现了该报的特殊地位。
有观点认为，如今的正在“缠斗”的环时与纽时有属性和形式趋同的迹象，只是其立场恰好对立而已。两者各有自己的生存哲学。依附于政治的环时具有代表中国发声的特权，使用一些激进的观点和语言，游走在意识形态前沿，从而使自己始终掌握较大的话语权。纽时现在走的路线与之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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