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影响及于人伦日用，强力地改造了人与人的关系。而“文革”对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破坏，更赖有一个较长时期才能修复----既包括家庭伦理，又包括职业伦理。破坏的后果将长期存留并影响着社会的一般面貌。
雅诺什·科尔奈说，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方面，“主流意见相当保守，认为家庭应该具有更多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力，甚至比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总有非常强大的趋势试图限制家庭在某些重要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并破坏它的功能基础”(《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私人生活''和由家庭协调的活动不断受到限制，而与此同时，‘集体领域''和由官僚协调的‘制度化''、‘组织化''活动却在不断扩张。”(同上)中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更有其极端。即如将“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对其成员私人事务(婚配等)的干预，延续到了夺取政权之后;将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作对立观，视夫妻“两地分居”为常态;鼓励为“革命利益”牺牲家庭，“舍小家顾大家”;表彰“过家门而不入”、放弃救助自己的亲人一类行为。凡此，无不有传统思想的渊源。
家/国、忠/孝在中国，本是古老的悖论。民间则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1950—1960年代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深入人心，有关的悖论已没有了讨论的空间。持续千年的论辩----包括明达之士为“私”的辩护，包括基于具体情境的为“孝”的辩护，均被画上了句号。处于(相对于“国”的)下位的“家”，随时可以也理当牺牲、舍弃。意识形态将亲情与“阶级情”作对立观。“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种意识形态不鼓励对于“家”的责任感，刻意淡化亲情，包括性爱，以至母爱。“母爱”之被颂扬，在其作为“喻体”，意谓“国”、“党”的时候(“我把党来比母亲”，“祖国，我的母亲”)，或者取其延展性，即爱及儿女之外的他人(即母爱之“公”)。将“养”与“教”对立，抽象之“母”优于生身之母(“母亲只生了我的身”，“生我是娘，教我是党”)，刻意淡化人最天然的伦理感情。“文革”更将作为政治伦理的“忠”的价值绝对化，诸种“表忠心”的仪式翻新出奇。“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家庭伦理的改造，对于人的情感生活的塑造，由此达于极致。
陈凯歌回忆:“一九六四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她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少年凯歌》)1950—1960年代“阶级斗争”情境中的伦理难题，也直接延续自革命时期。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蒋光慈的短篇小说《田野的风》(原作《咆哮了的土地》)，写豪绅出身的年轻的革命者，在农民攻打自己的家时内心的纠结。他在这时想到了病床上的母亲。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提到:“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根据地的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文革”中流行的“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罪名，往往既是抽象意义上的，又有具体所指，即其人与其“剥削阶级”的老子的关系。前于此，“窝藏逃亡地主”就被指为政治错误;奉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被由“阶级立场”的方面追究。“文革”初期发生在各城市的大规模“遣返”，对象为“五类分子”，包括依子女为生的地主、富农。驱赶这些人下乡，无异于断其生路，显然不是出于“改造”的目的;在当时激进的红卫兵，或竟意在由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
古代中国，父子夫妇有相互容隐之义务。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家庭之内，夫妇父子之间，关系基于骨肉，情感出于天性，不幸一人犯罪，全家相为隐匿，是乃情理之常。故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父子既宜相隐，夫妇自亦如是。”而在当代中国，父子夫妇相互容隐，直至近期，才被承认其合法性。
“文革”前大举批判“人性论”、“人情味”，鼓励甚至强制亲人间揭发、举报的反伦理的伦理，“文革”中有了更为极端的表现。有夫妇间的“背对背”揭发，枕边的私房话被认为最可据信。更有压力下的面对面揭发。“文革”中被“揪”到北京的陈白尘，收到妻发自南京的信，说那里“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自己因揭发不出陈的罪行，“压力极大”，“很痛苦”(《牛棚日记》)。杨沫的儿子老鬼说，他母亲不能原谅同为革命干部的父亲危难关头对她致命的揭发(《母亲杨沫》)。蒯大富在受访时，提到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清华大学公开揭发刘少奇、王光美，说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而刘涛则“像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也一样(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韦君宜《思痛录》提到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顾颉刚1967年1月11日日记，记其看清华《井冈山》特刊刘涛《造刘少奇的反》一文〔《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国家主席家庭尚且如此，遑论寻常百姓家!但“寻常百姓家”正有不如是者。
最深巨而难以复原的那一道伤，往往是至亲骨肉(夫妇、父子)留下的。“政治运动”一向是制造这类伤口的时机。因儿子告发其母亲在自己家里的“反革命言论”，致使其母被处决(如张红兵)，因男友将其私人信件举报而被关押、最终殒命(如李九莲)，无不惨绝人寰。那种告发与举报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中，并无道德、道义压力。伦理秩序的颠覆，系由“文革”意识形态主导。“文革”前夜的空气中，就充斥着对此的鼓励。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说:不要压青年人。又说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一次汇报会上，说到“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叶剑英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孙子教爷爷，儿子教老子，青年教育老年”(阎长贵《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收入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
古代中国有所谓的“人伦之变”。发生在“文革”中的“人伦之变”，或许超出了古人的想象:不但学生打老师，而且儿子打父亲。
陈凯歌的噩梦，是在批斗会的场合当众推了父亲。《少年凯歌》对此写得较为隐晦，像是犹豫不决，不能断定那是一击还是一推。他似乎不可克制地要返回这一情景，近于自虐。这或许也是他写那本书的动机之一，即迫使自己面对。“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是遥远事后的一问，当年不可能也不容有此一问。其实较之那一推更生猛凶暴的，大有其人。
“文革”中随处发生着子之于父的伤害----甚至是致命的伤害，无可补救无从救赎，包括了“黑五类”子女的“背叛家庭”。当时在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就写了子女当众揭发母亲，从自己家中抄“封资修物品”(《虔诚的日子》，收入者永平等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虽未必极端却不失“典型”的例子中，就应当有顾准的子女与其父的故事。
顾准之弟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顾准日记》附录)，写顾准父子(女)，兄妹(弟)，正属于古人所说的“极人伦之变”。顾准子女的态度与其父所在单位相比，尤见荒谬。1969年顾准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工宣队，曾有意办“家庭学习班”，解决顾氏的家庭关系问题。顾准对此心怀感激，说“宣传队是仁至义尽了”(同书)顾氏临终前，经济研究所为其摘除了“右派”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仍不肯到医院向老父作最后的告别。陈敏之的上述文章，说那些亲人对顾准“冷漠到冷酷程度”，“有悖于常情常理”，自己“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文对此归结为“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掩盖自私心理”。陈敏之写作该文时，顾去世未久，无意掩饰自己的沉痛与愤懑。该文于二十年后发表时有“附记”，申明所写系实录，更证明了感愤之深，难以释怀。
“革命教育”鼓励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而最足以自证“革命”的“划清界限”，即宣布“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却一再被证明并非有效的自我拯救之道。“文革”中“划清界限”而超出了必要，或曰超出了“革命”所要求的限度，以此为借口摆脱牵累者，所在多有。陈敏之该文说:“五哥(按即顾准)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顾准日记》附录中有顾的长女的《迟到的理解----〈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读后附记》，仍然不足以解释顾准自述及陈敏之所记述的上述行为。顾准死于1974年12月，“文革”的荒谬性已暴露无遗，其子女也有了人生阅历，那种极端性尤不可解。但你仍然应当想到，不能要求受难者都有梅志那样的妻子，和胡风、梅志的子女那样的子女。后来我读到顾准子女记述其姑姑、姑父(即顾准的六妹及妹夫)的文字，尽管仍不足以解释上述反常现象，却提供了那种现象所由发生的更多线索。顾准的妹夫在顾病重期间劝阻其子女到医院探视，令我想到了“反右”后父亲刻意将我们与四叔隔离的做法，何况顾的妹夫时任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有身份的特殊性。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种意识形态宣教的结果，也在于使一些人失去了感知他人(即使至亲骨肉)痛苦的能力，更以“阶级斗争”教育与出身压力，在部分青少年中培养了对于父辈的冷漠以至怨恨;直至压力解除，也仍然不都能忏悔、自我救赎。这里确有人性中幽深阴暗的角隅，赖更有力的笔才能探入。
有经历过那年月的知识人说:“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朱伟《下乡第一年》，收入《七十年代》)经了提示我也留意到，那些当年年轻人的“文革”记忆中少有亲情。荒芜中“野蛮生长”的孩子，因父母无暇看顾，少了那一种羁绊，也少了对爱抚的体验。(至少一段时间里)父爱或母爱的缺失，是普遍的经验，无论在“造反”、“串联”中，还是“插队”在远离家人的异乡。
并非“革命”与“儿女情”不能兼容;只不过我们所熟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确有对“儿女情”的排斥。这种意识形态鼓励年轻人挑战“天然的”人伦感情，以此作为“考验”、“试炼”，虐待自己，苛待自己，使适应“革命”中的严酷，成其为“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为此不惜扭曲了自己。
郭小川意外死亡一些年后，其子自责对于父亲感情的淡漠，说父亲不知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一样不知道”。“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对‘人''的生命都持一种十分冷漠、麻木的态度”。尽管父亲因抽烟点燃被褥的事故已一再发生，亲属仍“毫无警觉”，以至其父终于葬身烈焰(郭小林《惶惑与无奈----父亲在林县的日子里》)。
韦君宜说，袁运熙的妻子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曾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因此而被捕，国民党报纸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运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杀”(《思痛录》)赵丹的女儿赵青写到黄宗英与赵丹的离婚，所用标题是“我爹爹的命真苦”(收入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韦君宜提到“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不曾经历过那时代者难以体会的，即亲历过也未必能描述。压力是渐次增强的，到了“反右”，已“如大山一样”。此后又有“反右倾”、“文革”，压力之大，“大山”已不足以形容。
毛泽东在党内曾反复讲到的“五不怕”(按“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坐牢”、“杀头”，本不应当是为“自己人”准备的，却成了一些人的命运。“离婚”与“杀头”、“坐牢”轻重不等，是更寻常也普遍的后果。古人就有“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说法。当代政治压力下的离婚，有主动，也有被迫、不得已、万不得已。主动者往往系划清界限以自保，被迫、不得已者，则通常为子女的前途、出路计，无论出自受难的一方还是其伴侣。妻子儿女的态度，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选择生死相依，就须准备了付出代价，如梅志的“伴囚”。患难之际，女人有可能比男人更有担当。在后人看来不免诡异的是，“文革”期间维持了低离婚率。据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所引用的材料，“文革”十年中上海的离婚率低到了不可思议。作者将此归因于强大的政治/道德压力。革命年代以“情感不和”为由申请离婚，被认为有违“革命道德”;而“性生活不和谐”云云，是羞于出口的，更像是“流氓语言”。由该书所举之例看，这一时期的离婚，往往与政治有关:为保护子女而不得不“划清界限”，因相互揭发导致夫妻反目。对“文革”中的家庭伦理，绝不宜于一味地道德拷问。更值得做的，是呈现使上述家庭悲剧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至于由此探察“政治中的人性”、“政治之于人性”，则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厚的理论修养，已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
即使有上述诸例，对于那一时期的家庭伦理，仍不宜想象过度，似乎随处是一片崩解、坼裂之声。较之于“常”，“不常”从来更吸引关注，也更有机会被讲述，尤其知名人士的“家变”;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多半依旧如常地进行。近年来发表、出版的家庭纪事，也不妨归为“伦理修复”过程的一部分。那往往是一些患难相依、以沫相濡的故事。相信这类故事尚多，只是并不总能形之于文字罢了。
处相似情境的父子夫妇，对厄运的应对本互有不同。即使在压力如山之时，也仍然有流沙河所自述的贫贱夫妻的故事，令你感动于唯乱世才有的温情与深情。历次政治运动中，均不乏患难同心的夫妻，于艰难竭蹶中勉力撑持，给了子女一个完整的家。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等写她们父母的书，题作“也同欢乐也同愁”(取自其父诗句)。由该书看，陈寅恪、唐筼 夫妇在“文革”中，也正如书名所示。该书说:“父亲与母亲携手走过四十余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母亲更是在生活、事业、学术上给予父亲全力支持，不仅仅是生活中的贤妻良母，更是父亲的心灵伴侣和精神支柱。”家人父子患难中相拥取暖的例子外，另有绝境中的生死与共。最称惨烈的，如翻译家傅雷夫妇、史学家翦伯赞夫妇的同死，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的同死。
上文提到老鬼谈其父亲对母亲的揭发。同篇作为对比，说母亲的前夫“老夫子”张中行，面对外调人员，坚持说那时自己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母亲杨沫》)。美国专家李敦白也写到自己的中国妻子在其入狱后“从未犹豫，从未认罪”，也从未说出对其不利的话(《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中译本)。家人的温情，往往成为受难者最后的系念，他们对于生的留恋。
《沈从文家书》收入了沈与妻儿间“文革”中的通信，令人可窥“一个家庭在‘文革''中”;因沈从文所受冲击不甚严重，亦可资考一个“普通家庭”在“文革”中。家书中的亲情平淡而绵长。也各自提到所在单位的运动，但更多的是家常琐屑。尽管这对夫妇精神状态有不同，却无妨于沈从文以其妇为倾诉对象，是一个正常家庭成员间的诉说，而非时式的“革命书信”。而其子似乎也不像顾颉刚、吴宓的子女，以推动其父“改造”为己任。温情与关爱在沈从文夫妇父子间，也在叶圣陶、叶至善父子间〔参看《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梁漱溟日记中的梁氏父子，即使在非常时期也保持了常态。仅由日记看，梁似乎不曾承受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原本稳固的关系，有可能依旧稳固，即使在强力冲撞下。人类基本的伦理纽带、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理感情依然存在，或只是暂时地扭曲变形而已。由这一方面看，家庭在“文革”中，既有其脆弱又有坚韧。家庭，家庭关系，仍然一定程度地充当了动荡岁月的社会稳定器，社会生活也将赖以回归正常。
此外也应当说，“文革后期”与“文革初期”，更与“反右”之后，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即使上文提到的顾准，其处境也仍未至孤绝，这由其病重之际所在单位(包括工宣队)的态度，他的同事、友人对他的照料即可知。有同事朋友“真挚的友情”，还有一个体贴且能与其作理论交流、为其整理遗文的弟弟，使有关顾准的种种终于为人所知，岂非大不幸中的万幸?
不曾在高压下坍塌的家庭，家人间的思想差异，仍然复杂化了一些知识人的伦理处境。
杨绛的《洗澡》写到了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家庭两代人的疏离，为人父母者对此的忧惧。顾颉刚日记中1964年、1965年的顾氏与子女，有甚于是者。1964年11月23日，顾氏记侯外庐告知，自己的女儿在学校批评自己，“资料已送至所中”〔《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1965年1月31日，日记录有女儿用“阶级观点”对自己的分析，认为其父“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其父的道路“就是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与党对立”;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应当将家里的斗争“汇报给团组织”。1966年4月30日录女儿作文中涉及自己的内容，如“对父亲的好多坏思想”，开始“警惕”、“痛恨”、“批判”。未知当顾氏抄录上述内容时作何感想。他显然极其在意子女对自己的看法。这一时期大中学校“革命化”的教育提速。顾颉刚对其子女的表现，不能没有紧张地关注。
余英时以为顾颉刚的长期追求“进步”，“直接的原动力”来自他的夫人(《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由顾氏1964年后的日记看，大致符合事实，只是还应加上“及子女”。直至“文革”，顾氏不堪承受的，似乎也更是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过求“进步”的妻，与对父亲持批判态度的子女。家庭内“政治空气”之浓厚，较家外犹有过之。
日记中顾妻的歇斯底里，未始不缘于所感受的外部压力。顾氏日记1971年5月12日，记其妻坚持让其住院疗疾，直截了当道:“老实说，我不是爱你，而是为吾家五人设想，四个孩子皆插队，未获正式职业，必待五年后方能成立也。”〔《顾颉刚日记(1968—1980)》第十一卷〕这或也是其妻的真实想法。女性往往对环境、“政治气候”更为敏感，对风险、危机更有本能的防范;鉴于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更有“家破”的恐惧。为人妻、为人母者所承受的心理重负，是顾氏这样的迂夫子难以感同身受的。其妻保护家庭、翼蔽子女的苦心，做儿女的也未必能体察。在家庭中的女性，这实在是一份过于沉重的责任。我所知不止一位著名文化人，妻较夫为急进，或也多少有上述背景。也应当说，少有哪个老人，能如顾颉刚那样，由其妻、女那里得到如此细致的照料。即使“文革”中女儿对其父的劝诫，也充满了温情，始终不曾“决裂”，不曾在生活上“划清界限”。1969年顾氏处境最艰难的时期，还得到女儿的鼓励(当然是鼓励其“改造思想”)。“文革”后期，顾氏更得以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顾氏对其妇，也虽有抱怨而并无愤恨，甚或不胜怜惜、体谅，对其怀有歉疚。妻病，顾“为之愁绝”〔《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顾氏的深情，真情，也在对妻子儿女及孙辈上流露无余。而吴宓晚年的凄苦，“政治迫害”外，也应因了远离亲人的孤弱无助。
吴宓友于弟妹，笃于友情;对长期离异的“故妻”及女儿，恪尽责任;在一个长时间里，每以薪资“汇助”亲友，尤其于政治运动中落难的亲友，为此招祸而不恤。1964年的吴宓日记中，一再写到已与“故妻”陈心一“复合”，此后却依旧天各一方。但由日记看，吴宓在处境最艰窘之时，得到的正是陈心一细心温存的关爱。陈对吴多方接济，由衣物到钱财。但在“思想改造”一事上，吴宓却以其一贯的“顽固”，拒绝来自家人的敦促。其1964年7月7日有复其女吴学昭的长信，拒绝其女的批评，态度坚决，说:“昭恒自任为宓之······政治辅导员，督促提高宓不遗余力，宓敬谢···，然昭可不必···。”(所引吴宓日记、书信中的着重号均为原文所有)吴宓曾简述其所以不拟应清华大学之邀回北京，理由就有虽已与离婚的妻子“复合”，但其妻“进步”，与自己“思想不合”一条。但他仍不免有老人的脆弱，对于老无所依的忧虑。对晚年生活的计虑，每见于日记。这或许也是保存个人精神生活空间的一份代价。宁要远离家人的孤独，也不能苟且从众如吴宓者，在当时亦稀有的例子。
吴宓生前顽强拒绝其女吴学昭的“改造”，却未能逆料其身后由这女儿整理遗作(日记、书信)、记述事迹(如《吴宓与陈寅恪》)。顾颉刚的情况与此类似。顾氏身后，整理其遗编、撰写其学述的，也正是他的两个女儿。这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并不罕见的故事。我以为“学二代”(杜撰此名，以区别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中，顾颉刚、吴宓的女儿所做的贡献，尤其值得尊敬。
其时的知名人士中，颇有其妻极力推动其夫“改造”的例子。即如沈从文。只不过顾妻态度激烈，而据沈从文本人说，其妇张兆和对他抱有信心也较为耐心。也如吴宓的“故妻”陈心一，张兆和对沈从文不乏温存体贴。沈从文写给其妻的信，一往情深，说其妻对自己“从不失望”;没有妻，自己“早崩毁了”(《致张兆和》)。说其妻是使自己“永远保持童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儿子的信写到“妈妈”(即张兆和)，既体贴欣赏而又心疼(《致沈龙朱》)。1974年更以长信回顾几十年间的同甘共苦，极其动情(《致张兆和》)。其妻良好的群众关系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沈也应有益，甚至是一种保护。
至于家庭在派仗中的分裂，亦“文革”中有普遍性的现象，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政治的强力冲击下的，不止于家人父子。
你的履历表上的重要栏目，“家庭成员”外，尚有“社会关系”。由现存且刊印的知识人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尤其知名人士如聂绀弩、徐铸成一流人物的有关文字，可知“社会关系”----指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亲戚，朋友，以至有工作关系、职业联系者等等----的至关重要。1969年9月5日顾颉刚日记记录大字报所揭他的“黑关系”，“帝国主义方面”共十人，“国民党方面”共二十一人，“修正主义方面”(应指苏联学者)共二十四人，说自己“读之心悚”〔《顾颉刚日记(1968—1980)》第十一卷〕。政治运动所训练的对“关系”的敏感，不能不影响于人际交往。至亲间必要时固然要“划清界限”，处理“社会关系”，更宜随时防闲，知所避忌。人与人之间互信的破坏，想必也在这种无休止的审查、追查中。而政治上被认为不可信任，往往即与“社会关系复杂”有关。如聂绀弩那种不拘小节、与人交往“无町畦”的名士作派，其被当道以“异己”视之，无可避免。
1964—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吴宓察觉到自运动以来，“院系办公人员及青年党员助教等，对一切教职员，态度顿异前日······，殊有炎凉之感，与今昔之悲”(《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文革”爆发，更发现“揭发宓者皆曾受宓惠者也”(同书)。1971年1月27日记，记某人“以其来谒见宓为莫大之罪戾，故惟恐人知人见······，其来其去，皆再三审慎、窥伺，乘间而行。既如此，吾宁愿其不来之为善也”(《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这其实早已是政治运动中人与人关系的常态。
周一良写到“文革”中直至“文革”后的人情，说政治运动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可接触者''”，一般人见到他们即“相见不相识”，其人也怕使对方为难而对多年老友“形同路人”。“文革”开始后周围孩子对自己的称呼，由“周爷爷”而“周一良”而“反动派”;“文革”结束，周因曾在名噪一时的写作班子“梁效”而接受审查，同院的老太太甚至外籍专家，“都为了划清界限而成为路人”(《毕竟是书生》)。
“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使人对于他人的恶意得到了恣意发泄的机会。1966年的顾颉刚，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偶尔乘人力车，会为街头儿童所斥，说:“这是黑帮，不许坐车!”顾氏说，“是亦予所未有之经验也”〔《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日记中的吴宓，则被监视，被羞辱，被恶意拖拽致残，被勒索敲诈，甚至同类相残。他的日记、书信，一再记同在难中，“牛鬼蛇神队”某某对自己的“残虐”(如《致郭斌龢》)。
至于“文革”后文化界人士的几场引人注目的笔仗，都有一点“黑色”。事后看去，你感受最尖锐的，或不是当事者间的是非恩怨，而是一个时代的荒谬。那不是正常年月会有的人事纠葛。事件的反常性质令人心悸，不忍直视，像是衣服上的污渍，墙面上的垢斑，或者干脆是裸露的创口。这类荒唐怪诞的“文化事件”见诸媒体，所幸在“前网络时代”，影响限于知识分子圈子，而未引起“公众”的围观。古人有所谓的“石交”、“刎颈之交”。“朋友”一伦在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一再显现出其脆弱性。
何方《党史笔记》引刘白羽的回忆，说“抢救运动”中其亲历的中央党校的“坦白大会”，“愈是亲近的人，愈要表明态度，于是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喊得愈加声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诚”。李新关于自己和某位好友，有诗道:“凶终隙末寻常事，惟我与君到白头。”(《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附录一《我的好友王方名》)徐铸成说自己即使在右派“摘帽”后，“原来很熟的朋友，相见若不相识如故”〔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友之一伦，竟以“有始有终、至死不渝”为难能;这一方面俯仰无愧的，罕有其人。
顾颉刚在日记中说某人解放前靠自己周济度日，垂二十年，“解放后即若不相识”〔《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顾氏日记一再致慨于世态炎凉。他本人1965年12月10日的日记，则提到当年9月曾在中山公园看到罗隆基，“假作不见而过之”(同书)。
北岛说:“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断章》，收入《七十年代》)那是一种特殊的“人伦鉴”，凭借久经训练的直觉。“信任”不止于不叛卖，还包括能否谈论敏感话题及谈到何种程度。“文革”后期即已流行的所谓“铁哥儿们”(可媲美于古人所谓的“金石交”)，其“铁”，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锻造的。
当着人与人的关系在震荡中剥蚀、崩解，世界变得陌生之时，尤其会激发对稳定、可靠、信赖感的需求。家人父子的离散，来自家庭的支撑的不足恃，也鼓励了向外的寻求。串联，派仗，地下沙龙，插队，都是机缘。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就在破坏中进行。
“文革”中的派仗，不乏父子夫妇、同事朋友反目成仇的例子，却也使平世绝无可能“交集”的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聚合在了一起。当时称之为“战友”的那一种关系，甚至当派仗结束后还有延续。陈家琪甚至说，“有时候大家宁愿永远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之中，因为只有在那种状态下，一切才都是公有的，人与人之间不但有福同享，而且生死与共”(《执着与迷惘----作为一种个人思想与情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他对此解释道，这可能与他自己“文革”中与贫下中农的子弟们生活在一起有关。
种种撕裂与缝合，集中发生在“文革”中。也是周一良，在上文所引的那段文字后，接着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审查中，“被目为‘无耻之尤''的我，也并未显得那么‘不可接触''”，以下即举仍然保持正常往来的例子。据我的经验，“文革”高潮过后，人际关系修复的过程即已开始，与1957年“反右”后大有不同，亦世风渐变之一端，或可归为“权威”失坠的一种征兆的吧。
近年来“背叛”、“告发”故事由深水中浮出，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生活中隐蔽的丑陋面呈现，却似乎无助于“抚平创伤”。一个不鼓励直面历史，而寄希望于遗忘的社会，普遍的和解是无从真正实现的。
我想到了父亲与某些亲戚、母亲与她曾经的闺中密友间的关系，1949年之后的变化。存留至今的老照片中，有年轻的母亲与同样年轻的关姨的合影，有她们与其他女伴乘牛车郊游时摆拍的照片。记得母亲说关姨是满族人，品味细腻，性情柔和。我家与钟姨夫妇的合影上，钟姨的丈夫眉目清秀。听父亲说，那个书生模样的男人，曾供职国民党某机构，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1950年代初“镇反”时，曾到父亲任教的师范专科学校向父亲讨主意，父亲建议他自首，却仍被处决。那个朗声说笑的钟姨，从此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她的下落也不记得母亲提起，却听母亲说到过关姨后来精神错乱，曾赤身裸体跑到郊外草丛中。母亲也是辗转得知的。她与曾经如此亲密的女友，竟完全断了联系。我其实明白父母亲的不得已与无奈----未见得只是为了自保，或更为了保全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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