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无端地想起养猴人的典故。这个养猴人被称为狙公，狙就是猕猴。《庄子》的《齐物论》说过这个狙公养猴的故事，原文很短：狙公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今通用。
「芧」就是橡子，庄子想借此故事，劝诫当时的学者不要被「名」所蒙蔽，要注重「实」，也就是事物的同一性。哪知「朝三暮四」一词，以讹传讹，最终竟变得和「朝秦暮楚」一个意思了。
用今天眼光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还是不同的。早晨为一日之始，猕猴白昼活动量大，当然要多吃一点。晚上睡觉，少吃一点才合理。从这个角度看，猕猴的喜怒是有缘由的，只是人们不了解猕猴的喜怒罢了。对狙公来说，结果虽然相同，但因分配方式的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样。如果把人生比作早晚，现今的高房价，引发的正是「朝三暮四」的效果。多数人最具活力的青春时光，都是在狭窄逼促的环境中度过，等到老时欲求低了，反而住进了宽敞的豪宅。只是这种「朝三暮四」的社会分配，极难像狙公那样轻易调整过来。
不过我想起的养猴人，还有另一个典故。它出自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像对庄子寓言的续写。说的也是一个狙公，每天都给他养的猕猴分配工作，采摘山中的果实。晚上猕猴回来，狙公让它们交出所采果实的十分之一。靠猕猴采来的果实，狙公活得很滋润。偶尔有不交果实的猕猴，狙公便对它们棍棒相加。猕猴虽苦，却不敢违抗狙公。直到某日，有只小猴子突然问：「山中的果树是狙公栽的吗？」众猴说：「不是，都是天生的。」小猴子问：「不是狙公就不能采吗？」众猴答：「不是，都可以采。」猴子问：「那我们为何要被他役使呢？」小猴的话没说完，众猴便醒悟过来。那天晚上，它们等狙公就寝，打破了栅栏和木笼，取出储藏的果实，相携而入树林中，再也没回去了。狙公最终因饥饿而死。
刘伯温在寓言的结尾，反问得很有力：人世间用权术驾驭民众而无道理和法度的，他们就像狙公一样吧？只是民众迷惑而未觉醒，一旦受到启发，他们的权术就走到头了。很显然，刘伯温讲的狙公和众狙，指的是执政者和民众，这个寓言讥讽的也是腐败的政府终将因苛政虐民，而引发民众的反抗。果然，刘伯温写完《郁离子》后，便出山辅佐朱元璋。不仅协助朱元璋制定了灭元方略，还建议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招揽天下和民心，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写《郁离子》时，已近50岁，元代官场上数起数落，后弃官归隐青田山中，写下《郁离子》。刘伯温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元末，目睹了当时政荒民困、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他一再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执政者如「志利而忘民」、「见利而不见民」，横征暴敛索取无度，则为执政的「危之道矣」。他还拿「治圃」作喻，警告执政者：「有司取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几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如果只知榨取，竭泽而渔，只会导致物尽民穷。民既为国之本，治国之道在于如何凝聚民众的力量。刘伯温认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他拿尧舜治理作比较：「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而「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而「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
更重要的是，刘伯温一再强调诚信治国，认为用暴力不能治民，而玩弄权术更会不得民心。「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如果「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不要以为「人不知之」，实质上「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上下之情交隐矣」，导致「徒见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离也；见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最终会「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这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刘伯温的这些思想，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也因此成为元末反对专制统治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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