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辽宁日报派记者到全国几大城市高校“卧底”听课，发现部分教师存在抹黑中国等诸多问题。这家辽宁省委机关报为此发出给高校教师公开信，有中央媒体及评论员还说：高校不是私人领域，请别动辄“呲必”中国。辽宁率先吹响的肃反集结号和冲锋号，引起广泛关注和强力反弹。
辽宁日报截图
*辽宁吹响冲锋号？*
种种迹象表明，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开始在高校肃反（华、右派、敌对势力、异己思想、反动思潮）和清污（思想污染）运动。该报记者跨区越界（执法或监督），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0多所高校听课，发现“一些”老师讲中国时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辽宁是四人帮分子毛泽东侄儿毛远新的发迹地，在他治下，辽宁文革期间曾出现张志新被虐杀事件和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事件。如同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发端一样，中国历史上好多重大事件，都是先从大学校园微小火星燃起最后成为燎原大火的，如五四、八九事件。
辽宁日报上周末（11月14日）发出题为《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向这些被认为脑有反骨抹黑中国的老师们吹响警戒哨。
该报说，他们记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辽宁和其他大城市高校听了一百多堂专业课，“整理了13万字”的笔记，推出了这封公开信。公开信援引一位大学生Kiko的话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这位拥有并只敢用一个外国名字发言的爱国学生还说：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么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该公开信说：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通过“新媒体调查”，该报发现，有80%以上的大学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作者维扬卧龙在天涯杂谈（11月14日）发表文章说：全国高校2484所，四年大学课程是多少堂课，辽宁日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在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五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暗访了20所学校，听了近100堂大学专业课，百分之一不到的学校采样、万分之一不到的课堂采样就得出了高校教师课堂抹黑中国高捧国外的结论，这是盲人摸象的愚蠢还是以偏概全的升级？
*中国大学敢言教授们*
在中国高校和教育界，有这样一些名字如北大贺卫方、夏业良、焦国标，华东政法张雪忠、政法大学萧瀚、滕彪、北京历史老师袁腾飞、上海复旦大学冯玮、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艾晓明。早就被当局视为“爱发牢骚”的老师。在左派、毛派和社科院长王伟光这样的理论家眼中，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典型的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代言人。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夏业良和焦国标已经离开北大，张雪忠也被华东政法大学下课，萧瀚、滕彪也走下讲台，袁伟时、艾晓明离开了中山大学，袁腾飞已经数次传出“被带走”的消息。
在大学校园里以敢言著称的教授和学者还有许多，比如复旦葛剑雄、上海大学朱学勤、清华孙立平、人民大学周孝正、张鸣、中央党校蔡霞、邓聿文、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北京理工大胡星斗、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北大退休教授商德文、政法大学杨帆等。
*抓高校思想工作背景*
中共中央（今年10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辽宁党报“公开信”说，该文件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
海外媒体报道：中国重点高校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就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2000年代初，中国教育部门将信息员制度普及到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省级高校，做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2005年，学生信息员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层次更低的学校甚至一些中学。
事实上，中国之大，的确没有能容“爱发牢骚”而又出名的高校老师的书桌之地。2008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被两位听课女生告到公安局和教委，说他讲课兜售“反革命反党反中国文化”内容。毛泽东曾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打成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后台。在中共教育体系下，利用讲台反党虽然不是一大发明，但起码是要受到反对和抨击的。
针对辽宁日报这次鼓吹高校整风的大动作，敏锐的媒体立刻捕捉到里面所含有的丰富信息。纽约时报周一（11月17日）报道题目是：（辽宁）日报要求知识分子停止批评。纽时说：中国一家报纸对大学老师批评中国的现象进行调查，结果引起互联网上关于学术自由和学者是否必须爱国、不在课堂上公开说中国坏话的大辩论。*国平：不得随意呲必中国*
当然，对辽宁日报的这种“自发”举动，反应最快的还是北京媒体。中青网上再度出现了署名“国平”的评论员文章（11月14日）题目是：“呲必中国”不能成为课堂必备课。
什么叫“呲必”？中国媒体人徐达内（11月17日）说：一个叫“呲必中国”的陌生词汇，上周四从辽宁日报出炉后，被视为一级逃犯而予以追捕，只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通缉令就布满了中文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咬牙切齿的声讨，现身说法的辩驳，护犊心切的焦虑，冷眼旁观的奚落，交织成一幅凶险莫测的图景。
国平“重要评论”文章经常出现在党媒人民网、新华网中。他（她们）的话题广泛：中美战略对话、习近平访拉美、中日关系、周永康、等等。澎湃新闻（10月5日）认为，国平“来头较大”。澎湃说，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班子，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写作班子，钟理轩是中宣部理论局写作班子，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班子，卫民康是卫生部写作班子，郑青原是表达政治局观点的中央写作班子。另外，秋实显然是求是杂志的写作班子。
国平这篇“大有来头”的文章说：辽宁日报发现的大学问题“令人震惊”。“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网络上、社会上诬蔑辱骂祖国等负面情绪的一个源头。”国平说：当高校老师们在课堂上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了学生，学生也必然会把这些情绪带到网上、社会上。”
国平说：“你可以指责一些丑恶现象，但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国家的信心。你可以批评一些不良风气，但不能从心理上消解对祖国的爱、制造对国家和社会的对抗情绪。你可以谈谈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受，但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国平说：中国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历史的必然，否定党的作用就是否定中国的历史。”
先是辽宁日报的“致高校教师的公开信”把一些教师的授课方式和内容定位为“发牢骚”，接着就有光明网继续就“发牢骚”现象展开评论和批判。
光明网（11月15日）发表署名滕朝阳的文章题目是：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文章说，学生进课堂是去学知识的，不是去听教师发牢骚的。要听牢骚，不必读大学，大学教师发牢骚也未必比别的人发牢骚更动听。文章说：“大学教师当然也有发牢骚的权利，但不应该在课堂上发牢骚。当一个教师把自己在工作或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带到课堂时，自己也就先做了激情的俘虏，失去了客观的立场，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正面价值。”光明网是中央重要媒体光明日报的官方网站，光明日报主要对象和读者是知识分子。1978年中共展开的有关真理大讨论就是从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而开始的。
*读者和高校教师的反馈*
针对辽宁日报和光明网还有国平等“国家媒体”的做法高论，一些学者第一时间做出反馈。根据数字时代网站对微博言论的整理，北京学者于建嵘说：辽宁日报记者全国出击，这也应叫异地监督吧。
清华教授孙立平：辽宁日报公开信的事情真的不可小看。“辽宁日报是辽宁省委机关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施令，不觉得奇怪吗？
人大教授张鸣：辽宁日报派出记者暗访，整黑材料。这不是正常的采访报道，而是文化特务和间谍之行。这样做，把教师当敌人也就罢了，置当地的信息员和大学的党委于何地？
北大教授贺卫方：“辽报“诸公真可笑！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识人应有的批判精神说成是抹黑中国，实在是太抹黑中国媒体！”
内蒙师大老师刘德林（共识网11月17日）说：互联网时代，学生在上课前就已经接受了很多负面信息，不是靠政治课来纠正的。辽宁日报公布这种现象并扣了三顶帽子，言过其实。刘德林说，指责现实、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事并不是大学老师一个群体的事情，整个社会都在议论时政，并没人因为批判现实而憎恨党和政府走上对立面吧？刘德林说：“大学教师只是指出现实的真相，并不是引导或者煽动学生走向另一面，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公开扣帽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高校文史哲老师，理应具有批判性思维，其批判社会现实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才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思想贡献。展江也说：批判应理性，表达方式应恰当，不能情绪化发泄。展江认为：辽宁日报有调查社会现象和舆论监督的资格，但受众也有权详尽知晓调查的取样方式和调查过程，以证明结论的严谨。
清华大学吴强（11月17日德国之声）：大学教师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个人意见，但这是课堂中教师的基本自由权利。（辽报）这种片面性的理解，是歪曲性的报道。“这是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意识形态斗争而服务的。这篇文章不是简单的报道，而是反映了过去两年来越来越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
*读者博客文章抨击辽报和官媒*
作者兰必近在科学网发表博文（11月16日）说，不是大学教师抹黑中国，是辽宁日报抹黑了大学教师。文章说，在如今中国，高校再不会出现陈独秀、鲁迅或毛泽东“之类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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