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17日刊载长篇报道，详细叙述了首位惨遭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的美国人詹姆斯・弗利生前最后的时光。近期，伊斯兰国又杀害了另一名美国人质卡西格。迄今为止，已有总共五名西方人质遭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其中三名为美国人。】
这些人质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出了牢房。
在密室里，抓捕他们的人问了每人三个很私密的问题，这是绑架谈判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用来证明人质仍然活着。
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回到牢房后喜极而泣，接着瘫倒在地。与他关在同一间牢房的，还有另外20多名西方人质。绑架他的人问的问题十分私密：“谁在你兄弟的婚礼上哭了？”“你高中足球队的队长是谁？”他知道，绑架者终于和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这是2013年12月的一天，弗利在叙利亚北部的一条公路上失踪后，已经过了一年。他告诉狱友，忧心忡忡的父母终于可以知道他还活着，他相信，他的政府就会启动谈判，设法让他获释。
表面看来仿佛是转折点，但对于40岁的记者弗利来说，这却是一段下坡路的起点。他的这段惨痛经历止于8月，那一刻，他被迫跪在叙利亚一个荒芜的山坡上，在摄像机的记录下被人斩首。
他的死亡视频被公之于众，以非常高调的方式，为一段隐秘的磨难画上了句号。
在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叙利亚地下监狱网络所发生的故事极其残酷。弗利和其他人质经常遭到殴打并被施以水刑。连续几个月，一群武装人员让他们挨饿，还威胁要对他们处以死刑，之后他们被交给了另一群人，这些人给他们带来甜食，还曾考虑释放他们。囚犯曾团结在一起，用游戏来打发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他们开始攻击彼此。包括弗利在内的一些人开始从他们的抓捕者的信仰中寻求安慰，接受伊斯兰教，还起了穆斯林名字。
在他们被监禁期间，一个后来以伊斯兰国为名的组织开始在叙利亚内战的乱局中崛起。弗利被绑架时，这个组织还不存在，但它后来却慢慢变成了该地区一个力量强大且令人畏惧的反叛运动。在弗利被关押的第二年，该组织一共获得了20多名人质，并制定了一个用他们来换取赎金的策略。正是那时，这些人质此前大同小异的道路，开始变得不同，一切只因为数千英里之外（华盛顿、巴黎、马德里、罗马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举措。至少23名西方人质被关押，来自12个国家，弗利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欧洲国家的公民，其政府有支付赎金的历史。
现在，他们为求生所做的努力第一次被公之于众。这些故事是根据对不同人士的采访拼凑起来的，这些人包括五名曾被关押的人质、见证了他们如何被对待的当地人、俘虏的亲属和同事，以及一小拨前往当地希望能为他们争取自由的顾问。一名前伊斯兰国（又称ISIS）成员证实了关键事实。此人最初在弗利被关押的监狱工作，他提供了一些关于弗利在狱中的不为人知细节。
在其政府支付赎金后，多名欧洲国家人质获释。其中有西班牙的哈维・埃斯皮诺萨（图左），回国的他拥抱儿子。还有来自法国的爱德华・伊利亚斯，迪迪埃・弗朗索瓦，尼古拉斯・海宁，皮埃尔・托雷斯（图中）。还有比利时人杰约恩・邦廷克（图右），他加入了伊斯兰国，后与该组织不合。
由于武装分子警告人质家属不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威胁称如果他们接受了采访就杀死他们挚爱的亲人，他们经历的苦难基本上不为外人所知。《纽约时报》只提到了那些伊斯兰国公开确认的人质的姓名。
美国官员表示，他们竭尽所能解救弗利和其他人，比如，实施救援行动，但最终失败。他们辩称，从长远来看，美国不缴纳赎金解救美国人质的政策使得美国人成为吸引力较小的绑架目标，从而会拯救生命。
在混凝土的牢房内，人质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或政府在为他们做什么。他们慢慢利用他们仅有的信息进行拼凑：与警卫的交流、彼此之间的交流。他们通常饱受痛苦，等待可能逃出生天的任何迹象。
抓捕
到土耳其边境只有40分钟的路程，但弗利决定最后一次停车休息。
两年前，在叙利亚的比尼希镇，弗利和旅伴----英国摄影记者约翰・坎特利(John Cantlie)开车来到一家网吧，发送工作内容。两人对在叙利亚开展新闻报道的危险性并不陌生。几个月前，坎特利在距离比尼希镇几十英里远的地方遭到绑架。他曾试图逃跑，赤脚、戴着手铐的坎特利在子弹激起的尘土中拼命奔跑，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通过温和派反叛分子的干预，一周之后，坎特利获释。
当一名男子走入网吧时，他们正在上传照片。
“他满脸胡子，”两人的叙利亚翻译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Ali)说。“他不笑，也不说话。看着我们，目露凶光。”阿里详细描述了与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
这名男子“走到电脑前，只坐了一分钟，然后直接走开了，”阿里说。“他不是叙利亚人。他看起来像是来自海湾地区。”阿里称，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弗利正在给《环球邮报》(GlobalPost)和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 发送报道，英国报纸的摄影师坎特利则继续传送视频。两人向在土耳其等待的同事发送的邮件证实了阿里的说法。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25英里外的土耳其。但他们没有到达边境。
加速追赶出租车的持枪人员没有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因为在2012年11月22日，也就是两人被抓的那天，该组织还不存在。
但在由叙利亚叛乱分子控制的地区，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一些新闻机构开始撤离。四处弥漫着危险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国作战人员涌入叙利亚，梦想着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中有很多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机构的资深成员，他们的样貌与行为与温和派反叛分子不同。他们蓄着长须。他们来自波斯湾、北非、欧洲及更远的地方，说话带着外国口音。
一辆面包车在出租车的左侧加速，拦住了它。蒙面武装人员跳了出来。他们用带有外国口音的阿拉伯语尖声叫喊，让记者们躺在路上。这些人铐住记者，把他们扔进了面包车。
他们把阿里留在路边，对他说，“如果跟过来，我们就杀了你。”
在接下来的14个月当中，至少有23名外国人----其中大多是自由撰稿记者和救援工作者----会掉入类似圈套。袭击者认出了被记者雇来当帮手的当地人，比如阿里和叙利亚翻译优素福・阿博巴克尔(Yosef Abobaker)。2013年8月4日，开车把美国自由撰稿记者史蒂芬・J・索特洛夫(Steven J. Sotloff)送入叙利亚的正是阿博巴克尔。
“当我看到三辆车停在前面时，我们才出发了20分钟，”他说。“他们肯定在边境安排了间谍，这个间谍看到了我的车，并告诉他们我来了。”
绑架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它们的实施者是在叙利亚争夺影响力和领土的不同武装组织。2013年6月，四名法国记者被捕。9月，这些武装人员又绑架了三名西班牙记者。
检查站变成了抓人的网络。去年10月，武装人员在一个检查站等候25岁的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他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急救医务人员，当时正在运输医疗物资。12月，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Alan Henning)在另一个检查站失踪。艾伦用他的存款买了一辆二手救护车，希望能跟随一个救援队进入叙利亚。他在进入叙利亚30分钟后被绑架。
最后一批消失的是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五名救援工作者。1月，他们突然被人从他们一直工作的位于叙利亚农村地区的战地医院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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