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内自由派刊物《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文章《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这篇署名为法学教授崔敏的文章称“周永康与薄熙来互为表里,恣意黑打和迫害律师,严重践踏法治。”薄熙来以“大换血”方式对重庆警界原班人马“全锅端”,将市局和各区县公安局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3,528个岗位重新竞聘上岗,几乎是文革时“向走资派夺权”的重演,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然而,周永康却对薄熙来这一套公然违法的做法全力支持。全文如下。

周永康与薄熙来
最近,政治局前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前书记周永康被查处。这样一位要员事涉贪腐,堪称特大号的超级大老虎。能够把超级大老虎关进笼子,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勇气与决心,对提升民气和增强凝聚力有极大好处,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更是一大助力。深入剖析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刻反思,切实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革除体制方面的弊端,才能真正走上依法治国的康庄大道。
一、周永康主管政法10年,中国法治建设是前进还是倒退
这是极具争议的一个话题,人们的评价截然相反。必须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正面回应。
应当肯定,自从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十六大、十七大一再强调“推进司法改革,保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过去的10多年,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对于这些进步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法治建设遇到很大阻力,举步维艰,总是在进进退退间曲折前行。下面,从几个侧面做一点分析:
(一)思想作风溃散,大轰大嗡导致虚报浮夸成风
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伊始,发布了“5条禁令”,当时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但其最大的功效是树起了周永康的权威。随后,连续开展的“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等活动,浮夸和吹嘘的成分较多,对于提高实战能力作用有限。例如,“大讨论”主要是学习周永康的“重要讲话”;“大练兵”多是应付检阅的队列操练;“大接访”更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一面宣传“大接访”,宣称“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一面又鼓吹“零上访”。实际的情况是,在局长接访日,事先把难缠的上访户控制起来不许他们“搅局”,媒体只报道光鲜的一面,使“大接访”成了掩盖矛盾的表演秀。在周永康主政时期,出台了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硬性指标,作为考核干警的依据,尤其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破案率,要求“命案必破”,导致有些地方为“达标”而造假或瞒报,造成不少隐案、黑案。法院系统则是盲目追求调解率、结案率和息诉率,要求做到“原被告双方都满意”。推行诸如此类违背诉讼规律的做法,带坏了队伍,以致许多地方说假话成风,瞒上欺下,报喜不报忧成为常态。不少地方申报的英模事迹,掺杂很多水分,甚至树起了一些假英模和伪标兵,例如,王立军原本就是一个最善于吹嘘和造假的小霸王,却对其大肆吹捧、不断贴金,不许有任何批评,以致纵容王立军长期作虐,最后酿成“大英雄”叛逃。王立军的闹剧颇具有典型性,足以说明周永康主政期间干警队伍的溃散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二)大批政法干警贪腐落马,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周永康严重违纪的案件正在审理之中,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情况来看,周的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巨额贪腐,二是滥用职权,三是结党营私。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首脑自身不正,焉能带出过硬的队伍?因此,在过去10多年间,政法、公安队伍中大批官员落马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从公安部来说,有前任部长、副部长和若干局处长落马;各省市的公安厅厅(局)长垮台的就更多了;至于市县公安局局(处)长和基层的科所队长,被罢官判刑的更难以计数,有的地方连续几任公安局局长相继垮台。法院、检察院以及政法委系统因贪赃枉法陆续垮台的也不在少数。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表明周永康治下的政法队伍已成为犯罪高发的重灾区。
政法部门出现腐败现象,同其他部门又有所不同。由于政法干警经常与各种罪犯打交道,一旦腐败,往往会“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黑道手段。例如,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竟与薄谷开来共谋如何杀人。薄谷开来杀人后,王立军又指派部下为其掩盖,并将焚尸灭迹的情况通报给杀人犯。电话中只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富有诗意!----这是最典型的黑道做派。公安、司法人员和罪犯原本是猫鼠关系,一旦政法干警涉黑,甚至成为黑帮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危害更烈。
已经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法队伍中的问题十分严重,触目惊心!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严重败坏了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今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誓言要“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总书记这样的重话,绝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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