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与媒体领域事件不断，风波频频。在中共高层强调不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后，日前浙江《嘉兴日报》宣布，已解除与该报评论员王垚烽的劳动合约。因王被网友举报发表反共言论。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前日通报查办了《商务时报》等4宗案件，中国记协随后亦通报了近期查处的3宗“违反新闻职业道德”案例。11月20日，21世纪报系总裁沈颢及该公司多名高管涉及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个人犯罪被官方批捕。这些媒体处罚事件的性质并不相同，而且其中有些案例的确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不过外界舆论将其简单总结为中共对于媒体的新一轮整肃。
对于诸多媒体的处罚，是否意味着中共再度整肃媒体？
媒体圈事件不断
《嘉兴日报》官方微博日前发布消息称，“经报请集团研究决定，自即日起解除王垚烽与本报的劳动关系。”《嘉兴日报》是当地党报，王垚烽原为该报评论员。本月15日，王垚烽在新浪微博一名医生所发的反对香港“占中”的留言后跟帖回应，“放你娘个狗屁，这叫地方自治你懂不懂，一个学医的不懂政治学常识就少放屁。在数日之内，仅有301名“粉丝”、以往鲜为人知的王垚烽的微博言论随即被网民人肉搜索。更有网络警察直接向《嘉兴日报》“举报”。王的言论，如“嘉兴人民历来有反抗专制集权的优良传统，当年共产党能够在这里诞生，今天，嘉兴人民一定也能让它在这里灭亡”等，被举报者指为“极端”。
除了处理王垚烽外，11月18日，媒体报道知音传媒原副总朱家君被批捕。20日，此前一度引起风波的“21世纪”案再有新消息，官方通报21世纪报系总裁沈颢及该公司多名高管涉及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以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个人犯罪被批捕。随后的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社会通报了《商务时报》等4宗典型案件，《商务时报》因非法转让出版权被吊销出版许可证， 《电子世界》、《网友世界》、《中国连锁》因转让经营权、超越业务经营等原因被停业整顿。同时，中国记协则通报了近期查处的3宗违反新闻职业道德案例。其中，《西部时报》记者李静被指煽动当地民众与政府及施工单位对抗，策划并炮制负面报道，敲诈合水县政府13万元人民币。《张家口日报》社违反“采编与经营严格分开”的规定。原《今日信息报》（现已更名为《慈善公益报》）记者郭海文私自接受他人请托，帮助山东省武城县沙中村部分村民在拆迁中争取利益，并收取逾6万元“办事费用”。
又要打压媒体？
无论是各方评论，还是最为轰动的“王垚烽”一事，声音最大的还是将矛头指向了官方正在开始新一轮对于媒体与意识形态的“整肃”。之所以又会有此番猜测，首先是《嘉兴日报》之所以会将王垚开除，直接导火线就是王在网络上发表近似“反动”的言论，直接斥责中共。被“举报”后自然在劫难逃。这并非个例，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就曾痛批那些“一边赚着大把钞票，一边回头骂娘，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国家？谁能容忍你们的行径？”的“自由派”。
此前曾在《观察站：意识形态第二波》一文中分析，10月份中共高层或许曾对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作出指示，因此随后会出现中办印发文件，强调注意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部召集直属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专题研讨班，一方面强调习近平“重要讲话”，另一方面强调“加强意识形态”，以及在媒体层面，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收到精神，开始就高校意识形态作专题调查，历时1个月，批评高校教师“呲必中国”一文出炉，《光明日报》为“自带干粮的五毛”点赞。也正是在这种精神治下，官方才会就绪快马加鞭的继续将“21世纪案”推进，才会“有底气”的打掉王垚烽这个“出头鸟”。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因为对前文所说的中国媒体的这些案例进行剖析，会发现其实很多情况并不能简单的用“媒体整肃”或者“意识形态”加强管理来简单定义。仅以王垚烽案为例，《嘉兴日报》作为地方党报，必然会有其“党性规定”，这种规定不是“中国特色”，更近似一种职业道德。媒体不是大学，大学教授“自由之言论”也不应套用在媒体身上，这是应该对王垚烽和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一事作出的不同判断。前者违反的是一种职业道德，因此对他的处理也是停留在单位处理范围内，而没有上升到司法层面。
正如王垚烽事件一样，在近期这些媒体事件中，都不能简单的用意识形态看待。例如知音传媒原副总朱家君被批捕、“21世纪”案都是中国反腐扩围的表现。“反腐”之意，并非仅仅针对官场，正如有分析指出，腐败问题，实际上已经弥漫于中国的社会集体，存在于各行各业中，只是不像官场那样问题突出，而舆论为这些“非官场”的腐败起了一个名字----潜规则。就像21世纪网那样，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依靠手中垄断性的新闻权力，与企业进行利益交换，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广告换取金钱，而变相为“正面报道”换车马费，买版费，“负面报道”就更需要企业破财消灾。这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面临上市等关键时刻的企业，一些负面报道能够打破所有的上市计划。当然这也与企业自身“不检点”有关，不过这决不能成为媒体“勒索敲诈”的借口。既然第五代领导层强力反腐，就不能只打官，不管民，一个被媒体有意隐藏的负面报道，或许会让为数众多的股民受到直接的金钱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打掉一些媒体“硕鼠”，或许正是这种反腐扩围的直接表现。规范媒体市场的初衷
而四家媒体被通报整顿，三家媒体记者因为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被通报处理的事件，则更像是源自于规范媒体市场的初衷。中国媒体的发展，从党报时代，再到随后的都市报时代，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有过艰难度日，也有过“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年代。但是正如同很多行业一样，一直标榜自己是“第四权力”的媒体，却往往走在“权力失控”的边线上。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虚假报道层出不穷，当民众在关注媒体因为新闻自由、意识形态而与政府对抗的“刺激”新闻时，也不要忘记这些媒体潜规则的存在。
仍以刚刚被批捕的“21世纪”多名高管一事谈起，从9月3日21世纪网相关人员被警方带走调查，到12日21世纪网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人员全部遣散，公司注销，一个有分量的财经媒体走向崩盘，仅仅用了9天的时间。如前文所言，21世纪网在中国，虽然不是传媒巨头，但是凭借其南方报业的靠山和自身的业务能力，仍然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曾经被认为是中国媒体中较为“专业”的财经网站。不过此事打破了之前所有的“荣誉”。甚至不由让人想起2013年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
当时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放在当下，也依然适用。“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更是一语成谶。
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官方对于媒体和媒体人的处理，也不能简单的用“打压、整肃”作定论，而是更要看清楚事件的性质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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