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当柏林墙倒塌、“铁幕”被拉开之际，一场历史竞赛似乎画上了句号。西方观察家们见证了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自由市场战胜中央计划体制，民主战胜独裁，哈耶克(Hayek)战胜马克思(Marx)的整个过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称，历史到达了终点站----人类想来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现实已经证明，福山错了，哈耶克也并没有战胜马克思。
“中国民生模式”到“西方资本模式”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少数几个欧美工业化国家代表西方强势文明，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一直到上世纪末，美、德、英、法、意、日七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就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崛起，全球经济重心迅速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从那一刻起，全世界开始热炒中国的崛起。
2001年，上海APEC峰会，中国首次举办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纪盛会，但那时的中国，GDP还只排在世界第六，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有限，不能也无法重构世界格局。13年后，从北京的APEC峰会到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习近平一系列大国外交、经贸动作，着实地让西方国家领导人亲眼见证了中国日渐崛起的大国地位。投资金砖银行、捐款APEC平台，贷款支持东盟，建立丝路基金，表面看来这些“砸钱”举动都是为了扩展中国的经贸势力，事实上，所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但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看到的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只有从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观来审视这些改变，人们才能认识到这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比较，一种新型的价值观通过经贸关系的重构正逐步形成。也正是这些动作背后所呈现的价值观，让中国的角色开始颠覆性地变化起来。
今天，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是无休止的资本追逐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而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思想使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中国给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强烈震撼，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基础的重新思考----普罗大众需要的是幸福生活和稳定民生，而非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企业盈利和GDP，更不是无休止的资本追逐。“中国民生模式”到“西方资本模式”的范式转移正在发生。“资本模式”走向尾声的征兆
从2013年博鳌论坛，到上海亚信峰会，再到北京APEC峰会，不少西方媒体都用“万国来朝”予以形容。“万国来朝”一词本身具有调侃的意味，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同于封建王朝时代。然而，众多国家确实很愿意来“朝”，它们希望从中国的经验中找到一些参照，就比如说这次北京APEC峰会，孟加拉、柬埔寨等非APEC成员国的纷纷到访，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期待中国崛起，引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至少为他们的发展呈现一种另类思维。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厌烦曾经强势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本模式”。
这种“资本模式”源于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此时的西方社会是丰裕的社会，物质生活已经达到极大的丰富状态，支持物质生产交往的生产力条件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但整个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无休止的资本追逐之上。资本主义包括三个特征：其一，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产资料主要为私人所有。这个特征在现实中被异化为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所有和控制，这种情况在资本规律主导的生产模式里无法改变，也就无法改变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情况。其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主要或唯一动机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里，利润只能够来自于剩余价值，也即是来自于剥削，而且是根据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来进行。这样的制度约束了劳动力的自由发展，让人的主体地位在资本面前彻底异化，成为自己生产的商品的奴隶。其三，生产经营活动之协调和融通，主要依赖货币信用和金融市场。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换言之，就是“万物商品化”和“剥削有理”的逻辑，这也是推动该体系不断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力所在。
这样的全球化代表着原教旨主义的市场逻辑在全球的扩张，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将社会关系抛进了由买卖逻辑所主宰的市场之中。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也即表示，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市场的万物商品化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方面，市场的经济逻辑以资本积累为最高原则，要求资本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要求社会关系的完全商品化。另一方面，跨国资本集团主导的商品生产链的全球再配置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这造成了跨国公司为逃避母国的各种工业规制而将重污染生产向边缘国家转移，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这些公司为了获取廉价原料在边缘国家进行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竭；为获取廉价劳动力而采取的转包、外包生产，在边缘乃至中心国家内部重新复活了19世纪式的“血汗工厂”。这些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步解体，大量失去旧有生存根基的人被抛入市场，被动“商品化”。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大量财富流入中心国家，但并不意味着财富向中心国家所有阶层的均等扩散。准确地说，是更多地流向了少数的食利者，而普通劳动者阶层面对的却是愈来愈严酷的失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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