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约有20万非洲人，并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递增着。本地人认为他们语言能力很差，但他们有灵活的经商头脑;本地人认为他们散漫无序，但他们的宗教和社团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他们，在广州建立起亚洲最大的非洲人社区。
虽然中国并未上报出现埃博拉病例，但是疾病仍然影响到了位于东南沿海的广州这个居住着亚洲最多非洲人口的地方。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者签证的审查和对违法经营的管制。美国之音记者近期探访了广州的非洲人聚居区“小北”。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11月27日报道，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里到处是警察。
报道称，红色的条幅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毒无疫苗”。
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店主小贝女士说：“你没办法。担心就只是担心，没办法改变的。”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拉明·安说：“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地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一位经营针织品的中国女商人说：“(影响)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过不来，签证下不来。”
报道称， 生意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广州上千个持过期签证者的严打。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的奥斯陆大学学者海蒂·豪根说，在防止埃博拉疫情扩散的同时，追查那些签证过期的人，这不利于建立信任。
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防控埃博拉。不过，这些措施到头来究竟是帮助还是阻碍防控埃博拉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
在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寻找资源的时候，非洲商人也来到了“世界工厂”中国。商人们将廉价商品运往非洲，而万里之外的50个非洲国家一件不余地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来到广州，第一站便是迦南服装城。而现在，以迦南服装城为中心，一公里范围内崛起了许多外贸城。这一带，逐渐被广州人称为“巧克力城”。图为迦南服装城。
非洲人大部分并不在中国常住，只是经常来往于非洲与中国，少则一年一两次，多则一个月一次。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国家开着店铺，亲自到广州挑货物运回去。图为几名非洲商人与一名中国商人在讨价还价。
资金微薄、不注重牌子、爱讨价还价、钟爱低端产品，是大部队非洲商人的特征。久而久之，这些特点令中国商人对他们产生了轻视和不耐烦的心理。“做生意最实际，你看那些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就不一样。”一名中国卖主如是说。尽管如此，商贸城的生意每天都很红火;非洲人对于便宜商品的需求也繁荣了广州市郊的加工厂。图为一名中国卖主为一名非洲买主的孩子婴儿擦鼻涕，以此“套近乎”招揽生意。
在距离商贸城不远的小北，是广州最大的非洲人居住地。许多初来乍到的非洲人会在这一片城中村停留，与几人或者数十人共居一室，在这里开始他们的“淘金生活”。为什么会集体选择小北?一名长期跟踪研究在广非洲人的研究员说：“这里有广州第一家正式的穆斯林餐厅。”而在非洲，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占大多数。图为一名非洲青年在大排档吃饭。
据了解，滞留期超过6个月的非洲人有2万人。但是如果把非法滞留及频繁短期出入境的人加起来，“实际人数”应该在20万左右，这相当于广州户籍人口的2%。而非洲人外贸生意的扩大，也催生了非洲人餐饮、非洲人物流、非洲人中介等周边产业。非洲商人也带来了非洲打工者、非洲服务员。图为本地人对非洲人已见怪不怪。
“巧克力城”的人们在中午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人们便开始了夜生活。哪怕是处于最底层的黑人劳工，也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消费他们微薄的薪水。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晚上出来活动，主要是为了逃避警察的查证。受签证制度“紧缩”的影响，这里相当数量的非洲劳工，没有合法居留证，签证、护照也大多数过期。图为在大排档喝啤酒的非洲人。
广州另一个非洲人聚集地，是石室天主教堂。每到周日下午，石室教堂的英语弥撒让人感觉身在非洲。不仅参加弥撒的会众有80%是“黑面孔”，连服务人员也是清一色的非洲青年。有时侯，会有超过1000名非洲人参加弥撒。
Nelson，尼日利亚人，初到广州过着典型的“提包客”日子----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将货物全塞在数个个大行李包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运气好的话，不需要超重托运也能上机。”Nelson称自己来广州的机票和货款是靠举家之力凑来的，必须要挣到钱，不然回非洲后会被人看不起。图为Nelson正在一家摩托配件店挑选货物。
Nelson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路上给乞讨的小女孩一点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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