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绮色佳(Ithaca),在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还是大四学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坐在教室里，正在仔细聆听以《美国精神的封闭》著称于世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谆谆教诲。不久之后，他将奔赴哈佛开始在那里的博士学业，并会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保守主义巨匠----亨廷顿。
比福山稍年长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刚结束空军服役，开始在康奈尔政治系读博士，系统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议题，而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是当时的康奈尔政治学系年轻助理教授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他那时刚刚获得美国政治学会最佳国际关系类论文奖，正意气风发。
福山、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三个年轻人在那时的短暂交会，是1974年康奈尔校园里的一幅画中画。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在未来的40年中，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和思潮产生如此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整整40年后，这三位不再年轻的思想巨人重新聚首康奈尔。
此时的福山早已因为25年前的历史终结论名扬天下，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但同时对布什版新保守主义的好战趋势严厉批评。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系统性地对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反思，让许多论者有“福山不是福山主义者”之感。
米尔斯海默则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公知”，以一本《大国政治的悲剧》奠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地位，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观点当属“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中美未来必有一战”。
而在三人之中，卡赞斯坦则最少介入公共生活、最深挖掘学术江湖，对于政治科学研究中惯用的权力和制度概念进行解构，而突出文化与认同在形塑政治中的规制性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并荣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本次的圆桌聚会缘由，既是为纪念三位思想者共同的母校康奈尔大学150周年华诞，也是为纪念那篇让福山一夜成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发表25周年。
《历史的终结?》一文写于苏东剧变前夜，福山本人也因成为极少数准确预测冷战终结的西方学者之一而声名鹊起，成为学术圈和舆论圈的宠儿，以迄今日。
历史终结论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和开放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信，代表了后冷战时代初期西方社会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
。但25年后，随着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大批威权巩固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危机两大艰巨挑战，福山本人如何反思历史终结论?他对于自由民主制的乐观自信是否依然坚挺?
1 福山是否还是福山主义者?
面对这个问题，福山毫不犹豫的给予了正面回应。在主题演讲中，福山坚称民主化的大趋势不可逆，2014年全世界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120个左右，占据三分之二的世界版图，相对于1989年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时的世界局势，已是沧桑巨变。
福山对于政治民主化的乐观主要来源于对经济市场化的信心：经济市场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胜利，过去25年间发展中世界贫困的消除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必将为大众参与和政治民主奠基。25年过去了，纵使冷战初期西方社会的乐观主义早已消散，福山在根本上，并未改变继承自科耶夫的新马克思主义史观，依然坚信自由民主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点。
但福山的乐观主义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非西方模式的崛起和成功?
第二， 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新近民主化国家陷入的困境?
第三，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自身遭遇的治理困境?
针对第一个质疑，福山在演讲中逐一反驳了伊斯兰模式、俄罗斯模式和中国模式对于西方模式的挑战。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淹没了伊斯兰模式，石油依赖和对外扩张也必将弱化俄罗斯模式，中国在过去35年间的强势崛起则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最大困境。
福山首先承认中国的巨大成功源自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国家历史、成熟的威权体制规则和丰厚的儒家治国理念遗产，但也犀利地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终究无法回避内生性的“坏皇帝”(“Bad Emperor”)问题，也更无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而无法形成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根本挑战。
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福山再次强调所谓“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如果说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阿富汗和印度面临的是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则在法治与民主上进展缓慢，唯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
针对老牌西方国家自身的挑战，福山则反复重申政治衰退的风险，特别是指出美国出现的民主体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