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移植手术中三分之二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囚。有批评说，许多采用的死囚器官并非自愿捐献。这种做法现在将要终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云南昆明一场官方研讨会上宣布，死囚器官已定于2015年元旦全面停止采用。
被废弃的小汤山非典医院
黄洁夫称，中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余例。媒体指出，这造成中国非法器官买卖猖獗。黄洁夫警告说，在自愿捐献成为唯一获取器官途径后，中国将要面对极其严峻的移植器官短欠问题。黄洁夫说，现阶段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00006%，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西班牙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为0.0037%，是中国的将近62倍。
广州《南方都市报》引述黄洁夫说：“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国内除了传统思想导致人们对器官捐献热度不高以外，人们对于器官捐献是否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忧虑，也成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013年，时任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主任的黄洁夫曾对路透社表示将在2014年年中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移植用途，但最终延至2015年1月1日。不过，报道指出，新政策出台后，死囚仍可透过自愿捐赠贡献器官。中国将出台规定明确和严格对死刑犯人器官捐献的法定程序，同时将对违法者给予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包括刑罚。
近日，一则最早在2013年发表的、以现场移植医生口吻讲述死囚器官移植过程的文章再被媒体翻出转载，全文如下：
一个移植医生口述：我所亲历的死囚器官移植
自从卫生部黄洁夫部长最近向媒体谈到中国死囚的尸体来源作为器官的问题后，这个话题神秘的面纱再度被揭开，勾起了大众的浓厚兴趣。对于我，一个曾经涉及过器官移植领域的主刀医生，多少有过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医学经历，知道一些所谓的内幕。死囚器官移植在大陆医疗科技界和法律界争论已存在好多年，即使在医学领域尚是个敏感的话题，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上对这方面付诸了过多的血腥的渲染和想象，国际上敌对势力更以此为据，经年喋喋不休，谣言蛊惑，对中国国际政治形象肆意进行诋毁。
最近几年里，黄副部长有关这方面客观、坦承的阐述很好地释放了外界的疑惑。黄副部长还代表卫生部郑重承诺，在一到两年内彻底改变主要依靠死刑犯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但就中国目前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状来看，利用死刑犯的器官十分必要。每年有超过 99%的病人因无法获得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公民自愿捐献的意愿较低。从器官移植医学角度来说，死刑犯的尸体生理质量较高，而且对于器官移植的开展能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对于保留死刑的国家来说，几乎都利用了这一供体器官源。
只要死刑犯自愿无偿捐献器官，都须尊重其最后的合理支配权。越来越多的公众都接受了这一事实，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器官移植分配的公平、器官来源的公开透明等，这当然是卫生医疗领域需建树的另一重问题。
对我这样一个职业的器官移植医生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尊重死囚们的最后抉择，努力、客观、理性、审慎地处理好每一起自己经手的器官移植个例，用死刑犯罪恶之躯上的可利用的器官，去拯救和呼唤另一个新的生命。
遭遇医学围堵
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是美国最大的器官移植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医技水平都处世界一流水平，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每年内地都有一些医疗机构派出人员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这所知名高校见习深造，交流经验，我有幸在去年的12月，被单位公派到该校进行为期数月的学习。
记得去年12月左右，我刚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读书不久的一天，突然导师给我了几张纸，说：“邓，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你帮忙看看，下周例会就是这个主题了，谢谢。”
我是博士毕业后直接到中国内地北方某医院工作的。医院规模大约2000张床位左右，但以器官移植见长。医院大约每年要进行500例左右的移植，包括肝脏、肾脏、角膜、心脏、小肠、胰腺、肺和皮肤和骨髓等，在内地器官移植领域小有名气。我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移植病房，从事器官移植工作。面对导师异常谦卑的态度，知道本单位光辉历史的我得意的接过导师的稿子。这是一篇摘自世界医学顶尖杂志《The Lancet》的文章，题目大意是《抵制中国医学和科学有关的器官移植》（Time for a boycott of Chinese science and medicine pertaining to organ transplantation）文章讲了中国利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作为临床和科研的一些情况。
末了，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对中国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所谓“不接受”：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发表”：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合作”：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
我沉默许久，突然明白为什么导师给我文章的谦卑态度，为什么我到匹兹堡报到第一天介绍中国工作的医疗单位涉及到器官移植的辉煌数据时，整个科室令人窒息的沉闷。
我仔细看了文章，又翻阅了相关的文章。我很想在下周的例会上说些什么，可我不知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例会汇报后，匹兹堡移植中心的同事、国内的同事会如何评价这个例会报告。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资料，到汇报前的一天，我还是告诉导师，我不能关于这个话题作任何说明或者辩解，望导师谅解。导师说，我理解你，给你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了，我知道给你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移植医生，我清楚由于国内活体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绝大多数是尸体器官，也就是移植的器官主要取自尸体，这其中死囚的尸体作为器官来源，又占很大比例。
我事后才知道，在欧美国家，愈来愈多人反对摘取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器官，美国未来可能通过法案，禁止中国大陆医生至美国学习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许多中国器官移植的专家，可以自由前往美国参加有关器官移植的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活动，以增强自己的技术。
经历死囚器官移植
现在国内又在讨论这个话题了，我想从自己从一个普通医生的角度，说些我知道我从事过器官移植的一点点事情，不准确，但尽量客观。这是我做死囚器官移植手术的某天，对我来说，也是每月都会重复几次的普通的某一天而已。
那天上午10点，接住院总医师通知，明天有器官移植，我作为取器官主刀医生的第一助手，要我准备下。我马上到手术室准备一些冰块，一些保存液约2000ml、抗凝肝素、灌洗液、抗生素等等。然后到病房旁边的工作间领取一套迷彩服和雨靴，在走廊里碰到已经穿上了迷彩服的小A和小B,两人说说笑笑，有点兴奋。他们是刚刚分配入我科的硕士毕业生，等会作为辅助人员，主要是任务是把死囚的尸体抬上救护车。下午1：30分，医院的车子出发了。我们坐的是一辆普通的中巴车，车里有主刀医生，助手，还有2名辅助医生。一个洗手护士，一个器械护士、一个随车的化验室检验员。我们的车子后面紧跟一辆普通的改装中巴车，没有任何救护车的特征，车中间设有一个可以活动的手术台还有其他必要的输液装置。
我坐在驾驶员后面的位置，不想说话。车里气氛有点活跃，医务人员在和驾驶员说笑。几个护士在和小A说些荤笑话，小A有点尴尬，毕竟学校刚刚毕业，没有护士的老练和世故。
下午3点左右，到达某地郊区，接到电话。告诉我们，执行死刑的警车马上过来了，要在路边等待。我们上了改装的那辆中巴车，车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赶紧戴上帽子，口罩，护士摊开器械包，准备各种器械和消毒药水。小A和小B一声不吭，坐在位置上，眼睛盯住路边。
10分钟后，来了3辆警车，一路鸣笛。我们的车紧随其后。大约开了半小时，警车停下来。大家非常紧张，等待已久的时刻快到了。我们的车子也停下，护士门在默默准备器械物资。大家没有说话，医生护士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突然听懂几声沉闷的响声，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大声说，赶紧下车。小A和小B赶紧跳下车，朝警车跑去。我在中巴车里的手术台旁，透过打开的汽车后门，看到几个穿警服的站在路边，路旁边躺着一个尸体，头部一堆血。两个警察，一个拿了个笔记本在记录着什么，一个拿了照相机，对着周边环境和尸体在拍照。过来大约半分钟，一个警察翻看了下尸体，朝小A和小B点点头。全部穿警服工作人员分别跳上那三辆警车，快速离开了。
小A和小B马上跑上去，用一个特质的头套，蒙住尸体的脸部，（要是为了防止滴血和克服恐惧心理），抬起尸体，往车上跑。小A比较瘦小，跑起来踉踉仓仓，有点吃力。我在车里接应，终于把尸体拉到车上。
中巴车里一篇寂静。车子在不紧不慢地开着，大家忙碌起来，气氛非常紧张，只听到大家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声。因为全车的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在摇摆的车里，必须在10分钟之内，剖开腹部，找到人体最大的动脉，注入抗凝药物，否则，这个尸体的全部器官由于凝血而死亡，也就意味着我们摘取移植物手术的失败，意味着几个等待这次移植手术病人也许就丧失了移植的机会。
大约几分钟后，主刀医生命令，准备冲洗液体和抗凝药物。大家松了口气。这就意味着已经找到大动脉，并且插管成功了。驾驶员大声说，“6分钟！”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主动接下了计时这个任务。车里气氛稍稍缓和，大家各就各位。取骨髓的，去角膜的，取肺的、取肝脏的、取肾脏的医生轮流到主刀位置，一切有条不紊。4点左右，检验科医生报告尸体的血型，电话报告了移植病房的住院总医生。住院总医生将根据这个血型进行安排，确定那个有幸的病人接受手术。这时一大群病人家属焦急等待在病房里，等待住院总医师的通知，有兴高采烈的，也有满脸失望的。
4点30分，移植器官获取手术完毕。收拾干净手术台，包扎好尸体。车里沉闷的气氛有些缓和，大家开始说话。
驾驶员问，“小A，你刚才害怕吗？”小A说，有点，尤其不敢看犯人的脸。驾驶员说，“没事，多经历几次就好了，下次千万不要去看犯人的眼睛。”
这时主刀医生突然说，“大家静下。这个死囚生前我们不认识，但在死亡后的那一刻。我们陪他度过。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但我们知道，他毕竟对我们的医学，对几个病人的生命，尽了他最后的贡献。我提议，我们大家默哀三分钟，对他表示感谢，代表医生，也代表那几个获救的病人。”
车厢里一下子静下来，3分钟过去了，大家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兴致。有的打瞌睡，有的盯着窗外，大家一声不吭，直到医院。
5点左右，移植器官获取组工作人员返回单位，洗刷后下班，除了主刀医生。主刀医生在手术室继续进行移植器官的进一步修剪手术，修剪完毕后交个器官移植医生，任务完成。
有关生死存废的感悟
第二天早上早餐期间，照例翻看了地方报纸。报纸上登了一个新闻，引起了我关注。新闻说，昨天，我省的特大贩毒犯黄某某，年龄28岁，执行枪决。后面还跟了句，政府对贩毒等犯罪，绝不姑息，这次执行枪决，对社会群众起了很大教育的教育作用和警示作用。
突然想起什么，还有半杯牛奶和小片牛奶再也无法下咽。我对爱人说，我上班去了，时间来不及了，放心。到单位我会再吃点别的早餐的。
关于死刑是否废除的讨论，各方人马各有各的意见。我一直喜欢胡适的宽容、自有精神，而对鲁迅先生“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却颇有微词。我总觉得，生死应该是上帝或者自然决定的，作为一种极端决定人生死的判决，任何人均无权做出。更何况，这个决定的机构，万一犯错误了呢，而死刑一旦执行，是不会给这个机构改正的机会，只能留下绵绵遗恨了。“比死刑更可怕的是社会的不宽容、对生命缺少敬畏。”同时。也坚信废除死刑仍是大势所趋。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反而成为这些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些不是我今天想说的话题了。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死刑犯那里取得器官也并不是一个解决器官短缺的选择。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死刑的慎用，死刑犯的数量会不断减少。而据卫生部领导所言，按照司法部门的远景设计，死刑将来有可能会最终废除。更不用说，相对于每年150万的器官移植需求，依靠死囚本来就杯水车薪。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的从事者，我也是功利主义者。既然短期内死刑无法废除，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一边是每年许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在遭受痛苦折磨，等待“死刑的宣判”。移植会给这部分病人带来光明、带来健康、带来生命。我治疗的很多病人，丧失了移植的最佳时机，死在漫长的等待途中、而另一边，许多死囚犯的器官，宝贵的健康的器官，被无情地送到火葬场，被烧成骨灰，白白地埋入土里。
面对这种困境，尤其面对自己的内心，本质上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现实上的一个功利主义者，我常常陷入莫名困惑和尴尬。几年后，我选择离开了移植这个领域，因为我无法解决我自己内心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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