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6日凌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消息，周永康涉多宗重罪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这些重罪包括收受巨额贿赂、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滥用职权、通奸以及其他犯罪线索。但从他麾下的川军嫡系、石油帮、公安亲信、秘书帮、亲人团相继沦陷的“五大战役”来看，中共对于周永康案的定性尽显理性克制和小心翼翼，在官方通告中避免了“窝案”、“贪腐集团”等词汇的出现。《人民日报》所发的社论中特别强调“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决不允许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可见，周永康是有这样的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动作，更为通俗的说法就是“结党营私”，而官方通告中对周永康违法违纪的定性亦没有出现这样的措辞，其中考量值得深思。
通告定性背后 薄徐周各有不同
在《政治通奸乱朝纲 薄周徐是否暗通？》详细阐述了薄周徐之前可能存在的权力共生。而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三位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定性时亦不同的考量和侧重，从中亦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以及中共再经过洗礼后的进步。
那么，中共又是怎样给他们定性的呢？这就需要从三人中第一个倒下的薄熙来谈起。众所周知薄熙来的落马起因是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而王立军之所以选择如此，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薄熙来对他的威胁，薄熙来案庭审中公开的那著名的薄熙来打向王立军的一巴掌，是薄熙来致使大厦轰然贪腐的稻草。鉴于薄熙来“红二代”身份和当时的风生水起，中共在给薄熙来定性时给予的内容是最详尽的。
中共官方通告如是说：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可以看出，通告具体描述了薄熙来所犯罪行的时间和具体行为，如“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就是非常详尽的指控，此举显示，中共在处理薄熙来案时的自信还没有今天这样足，甚至不排除其中所受到的诸多压力，因此才力图使薄熙来的罪行更为确凿详尽。
而到了徐才厚，官方的定性通告与薄熙来的相比则简明了许多。“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这里没提徐才厚任职履历，也没有具体到某某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在经历过薄熙来案的洗礼之后，中共在打打老虎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太多的顾忌。当然，亦有可能是因为所面对的人不同。而在“恶劣”程度上，徐才厚的“影响恶劣”，程度不如“非常恶劣的影响”，更远远不及周永康的“影响极其恶劣”。
“经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此番，在给周永康案定性是，中共同样延续了对徐才厚案定性的模式。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处理此类大老虎案件中已经在经验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中亦不难看出中共对于周永康案的定性尽显理性克制和小心翼翼。总所周知的周案应该是囊括他麾下的川军嫡系、石油帮、公安亲信、秘书帮、亲人团诸多分支的窝案，但在官方通告中避免了“窝案”、“贪腐集团”等词汇的出现，其背后的深意值得思量。
周永康案定性克制谨慎的考量
而关于周永康“滔天”的罪行，早在正式宣布立案审查前就有一些媒体亦是热炒了各种传闻，涉及政变、谋杀和腐败。消息称，周永康有扶持薄熙来上位，自己做“太上皇”的打算，一些媒体甚至说周永康曾两度企图杀害习近平，包括放炸弹和打毒针。2012年“3•19”北京政变也是其罪状之一。据称，“3•19”政变起源于周永康动用武警部队抢夺徐明，当晚北京长安街军车如林，机场布控，枪声响起。
鉴于周案进入公众视野始于薄熙来东窗事发，故而在民间传闻中带有浓重的政治斗争和路线之争的意味。而且，一直以来周永康都被看做是薄熙来的总后台，十八大之前不得不去职退居幕后的轮替，以权成事的周永康希冀扶植薄延续其政治影响。而且坊间传言早已泛滥，其中包含大内总管栗战书亲率御林军突袭周家，并获得周薄二人密谋名单云云。此类说法乃京城耳语，恰如道听途说，但给当时整个中国政治气氛抹上一层乌云。
而关于周永康“杀妻”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海外一直传周在四川任书记时，与当时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贾晓烨勾搭，为娶贾为妻，周永康不惜设计车祸，谋杀了妻子。此外，在由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领衔的重庆政治大戏中，对薄熙来的审判成为全剧的高潮部分。在庭审最后一天，薄熙来亲口讲出谷开来与王立军之间的“如胶似漆”，令全国观众大吃一惊。而现在，这样的风月传闻亦转移到周永康和谷开来身上，有消息称，谷开来曾亲口向办案人员表示，自己与周永康之间也有特殊关系。
这些兼具高层权斗、政治八卦、桃色绯闻的桥段，总是会更加勾起人们的窥探和讨论的热情，中共在定性周案时的克制和谨慎，显然有很大程度为了避免引发更多在中共看来不必要的揣测。无论是当年邓小平、华国锋毅然抓捕“四人帮”，还是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了“两个凡是”，如何保证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如何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中共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共领导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风险出现。
另一方面，从石油领域到执掌四川，再到政法系统，周永康始终在编织复杂的官场圈子。圈内多为周永康的老部下，或是周永康特别重用之人。他们要么随着周永康的足迹转战各地，要么在周永康离开该地区或系统若干年后，依然唯其马首是瞻。其中结党营私、“小山头”、“小集团”的意味显而易见。而一贯玩弄朋党之术的背后，从已被披露的信息看，充斥着难以估量的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都为周永康及其家族、朋党的权力和财富服务。土地、资源、权力皆是其任意攫取和变现的囊中之物。
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打击本土官员、操控人事、安插亲信。仅主政3年，就已经在四川政界、商界都建立了稳固的“独立王国”。甚至在其离开四川之后，其秘书、亲信仍能长期操控局面，并为其家人谋取源源不断的利益。在周永康的四川班底中，最核心的还是周随身带到四川的两个秘书----大秘书郭永祥和随身秘书冀文林。尤其是郭永祥，被视作周永康在四川的眼线，是四川官场上的“大哥”级人物。而在长期封闭的石油系统内，也挖掘出周永康巨大的根脉。在周永康被调查之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原昆仑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李华林，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冉新权，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王道富，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原中石油集团总会计师、党组成员温青山以及周永康之子周滨等先后被控制调查。他们大多有胜利油田工作经验，同时也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时的旧部。据路透社报道，中石油集团另外还有六名高管被拘押，正接受调查，但这些案件尚未公开宣布。
梳理和剖析周永康及其圈子庞杂的政、商足迹，所涉案情以及外围的商界甚至黑道势力，这些人落马或未落马的周的人马当然不可能与周永康切割开来。但中共显然是想将诸多关联紧密甚至不可分割的案件以独立的案件进行，而不是不是如当初审判“四人帮”一样，让他们并排站在被告席上，他们之中的人甚至还会站到证人席上指控其他的人，就如同王立军指控薄熙来一样。中共此举的目的显然是尽可能的减轻案件对人们的感官刺激，避免将周永康案政治化，让人们逐个消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在薄熙来案的审判上，中共获得了成功的经验。
当年，“四人帮”被公审的时候，被正式命名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除以上四人外，还包括了康生、谢富治、毛远新，和与林彪及江青都搭边的陈伯达。“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政府揭露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其中用漫画形式来形容四人帮，如“政治流氓”王洪文、“狗头军师”张春桥、“白骨精”江青、“吹鼓手”“文痞”姚文元等。在《政治通奸乱朝纲 薄周徐是否暗通？》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前针对周永康的五大外围战便已暴露以周永康为轴心的庞大体系。如果说权色交易等仍然只是人性之欲的“低阶通奸”的话，那么其豢养的一系列党政亲信（权力寄生）以及传言中的薄周同盟甚至周徐联盟（权力共生）则是危害更重的政治通奸。放在毛泽东时代，这叫反革命集团；放在中国封建时代，这是图谋不轨意图谋反的灭族之罪。可以看出，周永康这个天字号大案除“非组织活动”进行的较为隐秘外，其权势之盛图谋之深恐与“四人帮”有的一比。中共未给“以周永康为轴心的庞大体系”扣任何口号式的帽子，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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