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官方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已十分明了，但是今天仍有“文革”的幽灵在纠缠着中国。近日，英媒发表了一篇有关于中国内容方面的报道，其中文中引述了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话说，“现在掌权的人大部分曾当过红卫兵，他们的思想根植于文革和阶级斗争，这些最终会使中国现代化成泡影。”不仅如此，对于中国广电总局在12月初旬，要求文艺工作者每年必须下基层体验生活，“树立正确的文艺观”，也被西方媒体解读成是“回到毛泽东时代上山下乡的做法”。西方许多观察家最初都把习近平和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做比较，但是也有评论认为今天中共对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打压颇似文革。有论者认为，这些报道恰恰反映出了西方一旦谈论中国，就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简单与无知，大多数人只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或是人云亦云。
毛泽东文革旧照
西方眼中一具空壳的“文革”
习近平执政中国之后，所施行的种种政策，将世界的聚光灯再一次的投射在中国身上。而英国《泰晤士报》在北京的路易斯撰文声称，对学者、律师和记者被打压的情况令人担心中国政权变得越来越专制，评论甚至认为习近平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语言。路易斯不仅认为习近平的强势像及毛泽东，而且习的做法也像毛泽东当年在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曾有学者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形象便开始被“恶化”，从“经济角度”看待，“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1966年中国“文革”爆发，西方世界皆以困惑、震骇的态度看待这一场“大骚乱”。有些史学家将疯狂的“红卫兵”比称当年的“义和团暴民”。美国《生活》画报周刊在1968年9月22日起，连续三期推出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专页，向西方知识群众介绍文革的历史背景，并有哈佛教授费正清撰写专文分析中国为什么会被自己的历史所羁绊。然后，在西方惊愕“中国发疯”之际，“文革”却对西方社会发生多样性的冲击作用。
从历史资料上看到，中国文革期间正值西方学生展开炽热的“反越战”运动，他们（尤其是法国学生）从红卫兵身上学了串联和破坏激烈手段，至此他们对文革充满了浪漫的情怀，认为“红卫兵”和他们都是献身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主义青年，都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负。他们仿效红卫兵挑战权威的斗志，和政府对抗。根据史料显示，法国学生几乎扳倒了一向强势的戴高乐政府，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使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穷于应付，并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脱身越南。西方青年在动乱的六十年代对中国文革的憧憬、对红卫兵的近似罗曼蒂克的联想，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但是，一方面基于西方那时候年轻对“文革”充满着浪漫幻想；另一方面西方又对中国“文革”产生极端的情绪，认为，“文革”正好证明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个“没有理性的怪兽”，全人类应该制裁这一只“怪兽”。以上二者西方人“思想”分别站在了极端的两头，为此才会产生的对中国不平衡的报道方式。伴随着傲慢的观察，高高在上的指责中国，带着偏见评价中国，甚至用一种恶意的笔调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拥有残酷史”的国度，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北京观察人士分析，西方对中国“文革”的理解显然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其中最大的缺陷是他们没有资料。文革前世界上各国在中国的新闻记者还是有一大批，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全部被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可以在中国看到大字报，知道党内和国家的机密，同时不想让他们了解中国负面的东西，所以几乎全部赶走了，所以西方要了解中国文革是非常困难的。另一个缺点是研究人员没有亲身体会，对当时一些东西的宣传，是需要鉴别“真伪”，而这一点，西方人是很难看出来的。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了《中国的阴影》，文章写道“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给社会带来的残酷性。但是这似乎没有影响到那些“反华势力”和对中国抱有“仇视”态度的西方人。面对现在已“觉醒”的中国，西方一些国家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分析人士称，他们依然以制造“公众舆论”以此来破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为此，西方人开始怀疑过去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不仅仅西方如此，在中国现在仍有一批人怀念当年的“文革”时期，误将“文革”理解为反腐的途径，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要解决官僚集团的反腐等等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随时随地的将官僚打到批臭。因此，有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结局依然是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再一次的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已。
清除中国的“文革”遗毒
两年前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说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文革”的千疮百孔中艰难的走来，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左”思维的阴影，但“文革”遗毒仍不没有肃清，仍然像幽灵一样飘荡在各个角落。究其原因，有分析人士称，一个人说了算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早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等运动中，刚颁布的1954年宪法被抛弃，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法规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遭到严重破坏，最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后，这场浩劫的制度根源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反思。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文革”。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文革”遗毒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有些人从骨子里仍对“文革”顶礼膜拜，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不希望受到约束。其结果，权力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特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极“左”思潮找到了畸形发展的空间。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唱红”成为主旋律，那不仅是他借此吸引关注的政治计谋，也是其人生观的体现。一模一样的文革当然不会重演，但那场浩劫对中国人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所造成的毒害至今没有清除。北京朱学勤教授曾经说过：文革在政治领域在“怀仁堂事件”之后戛然而止，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在思想领域反而是被某种程度的继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两个凡事派”企图继续走极左的政治路线，施行没有毛的“毛政”。邓小平推行的改革绕开政治领域，自然无法在更深层次的思想领域触及文革极左的根本。
近年来，出于维护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官方对文化舆论领域管制日趋严格，对文革历史刻意地回避。涉及文革的体裁少有人触及，但文革遗毒绝不会伴随一代人的老去而终结。相反正由于亲历者的退出，后来人对那段历史没有切肤之痛。大众对于文革的苦难模糊不清，毒害就如同难以根除的真菌在当今社会卷土重来。类似“两个文革”说的对文革的赞美大有影响，有学者甚至说“要每七八年搞一次文革”。其实媒体曾撰文批评“两个文革”说，不正是出于对文革悲剧重演的担忧？为此北京学者认为，如果政治体制得不到及时改革，那么中国将面临社会共识完全破裂的危险。还表示，要从根本上清理“文革”遗毒并遏制极“左”思想回潮，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役，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共识，乃当务之急。实际上，改革的目的就是真正落实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中共在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宪法和违法必究，而且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为主题，便是将执政党的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这也就是召开天下，执政党及其组建的政府也将做宪法和法律的奴仆，依法自我限权。
“文革”历史不会重演
中国官方早已将文革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官方做引导，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全社会对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党和国家以实际行动全面否定文革的过程。由于十年浩劫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中国主流社会全面否定文革的态度非常坚决、稳定，文革在中国已经属于翻过去的一页。值得注意的是，自习近平执政中国以来，其对中国目前左右派之争、宪政之争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习的作为从重新提起毛泽东的思想方针以及前不久的“南巡”以及其提出“两个三十年”都已经向外界发出信号，同时照顾中国的左右派，而且将“左右派之争”的共识统一到宪法上来，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前不久中共党媒和各大门户网站均发表了关于讲述“习近平15岁枉遭政治迫害”的长篇文章。其中《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还发表了一组揭露“文革暴行”的《高新图集（6张）》，并配文字说明称：“喷气式”是喷气式飞机的简称，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的一个创造。那个年代，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喷气式”。时政评论人士指出，这些新闻的背后还隐现着若干微妙联系。比如，关于“宪政”的言论为何屡遭狙击？特别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为何会令“有人特别不安”？为何9月7日《人民网》要刊登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讲话，直指要严查“三种人”？显然，这些信号表明，中央正在向某些势力发出严厉警告，并再次表态坚决否定文革。
而且，前三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将中国的发展重点以“经济为中心”，中国是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的状态。如今，中国需要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出现，但是并不意味着是要重新带领中国回到30年前。有分析认为，这也是习近平和以往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因为此时此刻，他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10年的任期，而是中国未来30年的长期问题。所谓“文革悲剧重演”完全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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