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当局公布了中共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罪行。随即网络上便翻出了二十年前，还只是石油总公司副经理的周永康在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称“维稳压倒一切”的讲话视频。该视频在大陆互联网上引起人们热议，称其凶恶至极、丧失人性。当年新疆克拉玛依的一场大火夺取300师生性命，“让领导先走”成为事件代名词。事故发生之后，周永康在当时市、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借“维稳”的名义，不允许家长们追究，并剥夺议论的权力。作家傅国涌转发网友的评论说：20年前，周氏不过石油系头目，就已穷凶极恶，对克拉玛依300个孩子的生命丧失，呈现完全冷血，只有稳定压倒一切，只有他的升官发财、子子孙孙“万世基业”。有分析认为，中国式的“维稳”如今已经出现问题，再加上周永康所控制的司法系统为非作歹，实则已经威胁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从“陈光诚事件”爆发之后，周永康及在其控制下的政法委系统，已成为国内外舆论谴责的众矢之的。同时周永康通过维稳，也变相的从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绑架了中国政府。如今，周永康落马，以腐败之名，但是周永康的“维稳模式”，什么时候会终结？
“维稳”变成绑架国家的“机器”
近十年来，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转型的阵痛加剧，根据统计，2008年-2009年是“群体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此后继续呈阶梯式增长，根据有关机构的检测统计，群体性事件已超过18万起。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风险社会”。“群体性事件”在胡温执政之初，进入媒体话语和学术讨论之中，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名词脱胎于过去的“群众骚乱”、“群众性治安事件”、“群众性紧急事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04年制定了《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称群体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与“群体性事件”相对应的是“维稳”，这也是中国当局的核心目标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也造就了“暴力经济”的繁荣。根据资料显示，中国在警察、武警和其他内部安全上的预算在2012年高达7018亿元（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下同），而中国的国防军费只有6703亿元。可以看到，政法委系统拿到的钱比国防预算还要多出315亿元。“公共安全支出”的预算超过军费的预算，不外乎这笔巨额开支被外界视为“维稳费”。而每年的高额“维稳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拖累，周永康挟“维稳”之名，向中共中央伸手要钱的时候，也给中共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在经济上掣肘胡温的施政。北京观察人士称，政法委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它通过对全社会的“维稳”绑架国家成为了一个“机器”，周永康已然是既从政治层面上控制住中国最高领导层，又从经济层面上绑架了胡温政府，致使造成中国十年的“乱政”局面。在胡温执政时期，周永康牢牢的控制着中国的司法系统，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同时也被外界成为“第二中央”。由于这个“第二中央”负责中共的维稳工作，在实际的“维稳”中“第二中央”听命于周永康，而胡、温对它没有实际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评论称，“周永康式”的“维稳”，是假借“维稳”之名对民众实行暴力镇压，从而激化矛盾引来更大的反弹。周永康在维稳中又不断制造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再从打压中制造更大的不稳定、更加混乱的局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周永康的“维稳十年”，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是社会暴力事件显著增加，发生了许多社会惨剧。例如有评论认为，陈光诚案件就是周勇康控制下的政法委系统一手造成的和具体实施的，周永康也是对陈光诚迫害的终极指挥者，陈光诚的遭遇也投射出中国普通百姓的境遇。有消息人士曾透露，周永康曾针对陈光诚案对中国异见人士恐吓说，“不要把外国使领馆当成避风管，更不要指望外国人能称为你的救命稻草，你跑到哪都能把你抓回来”。还有在2009年在成都发生的“唐福珍自焚案”；2012年“李旺阳事件”等等。
中国的这十年，被外界评价为“中国政治和法律上最坏的十年”。分析人士指出，周永康主政司法期间，使中国法治严重倒退。这样的维稳模式，亦是过去十年中国很多政治、经济改革不敢放手进行的根源。中共当权者担心，一旦改革，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民心大乱；中共靠经济高增长建立的执政合法性，是否会瞬间坍塌？今年《纽约时报》以《权力日趋集中，中国反腐的不归路》为题，评论周永康一案，直问“这样的反腐风暴，这种高度权力集中的运行模式，能否真正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腐败本事权力滥用、寻租所导致的，所谓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反腐最重要的是要约束权力的来源，监督权力运作。因此，中国要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清算周永康的维稳模式，建立法治与宪政，是必经之路。
中共“维稳”的变革之路还有多长？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了维稳的口号。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但时隔几月之后，“六四”运动爆发。这也使“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了中国全国性的指导思想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可是，进入新世纪，“维稳”的实质已经改变。邓小平时代，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为意识观念方面的冲突，而现在，由于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环境保护、官僚腐败等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最根本原因是利益划分问题，例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共权力过多且不恰当的侵犯群众利益，甚至出现权钱勾结、权黑勾结的现象。对于2008年发生的“瓮安事件”，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不但导致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程度不够、打击不力，刑事案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则是一名妇女与一个搬运工发生争执，妇女的丈夫自称是公务员，上前殴打搬运工，并扬言“出了什么事花钱就可以摆平”。“公务员”的言辞和举动在当时引发了围观群众的公愤，据媒体报道，当时事发现场造成了大量群众聚集围观，直至最后发生烧砸警车、冲击区政府大楼的暴力泄愤事件。由于自由言论堵塞、法治不彰和公共舆论噤声等原因，群体性事件有愈演愈暴的趋向。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8年的云南“孟连事件”、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都有严重的暴力行为发生。
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为了逃避自身责任，常将群体性事件笼统地市委非法或非正当性的事件。有评论认为这即是带着“维稳”的帽子，“帽子”底下藏着肮脏的、不为认知的恶心东西。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片面的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不是乱扣帽子，就是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若是以这种逻辑进行“维稳”，根本就不是所谓“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周永康曾被外界成为“维稳沙皇”，其他用的手段就是以“权力”压倒一切，就连他自己也曾说，曾经那段时间感觉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如今，周永康的落马了，以腐败之名，而周永康的维稳模式，何时才能终结？面对这种带着“强制性”、“压力性”的“维稳”来维持社会和谐、生活安宁根本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根基，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可能根本解决，和谐社会也是空谈。为此北京观察家表示，中共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暴力维稳的手段，理性看待“稳定压倒一切”，摒弃“敌对思维”，切实维护公众利益。2011年“乌坎事件”的最终妥善解决给现今中共“维稳”树立了一个正面标本。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自变卖，经过两年数十次集体上访仍丝毫没有解决问题，村民与政府的矛盾忠于爆发，并历经游行集会、打砸警车、对持以及协商对华、和解的曲折过程。但是最终实现了较为圆满的“结局”。当下，权力腐败已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腐败的权力过多介入分配，并拿走了社会公共资源中属于公众的那一份，要实现稳定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其中的核心是要让公民切实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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