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日本14年的统治中，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开始了更为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通过极力推行殖民地的经济统治政策，垄断东北经济、掠夺东北资源，把东北特别是辽宁变成了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地。还把东北的教育作为其对东北人民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
一名失去双脚，每日爬行，露宿街头的流浪汉（1939年）
在伪满洲国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日军不仅在物质上对中国的百姓进行限制和盘剥，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全部充斥着日本的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
一、吃大米成了“经济犯”
故事一：警察突然变“胡子”，吃肉都成了经济犯
讲述人：王树峰，190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后迁居沈阳，见证了九一八事变，事变时在烧锅（烧酒）作坊里做杂工。现居沈阳，已年过百岁。1925年，16岁的王树峰从河北昌黎来到沈阳，在一家距离沈阳城30公里的烧锅作坊里做杂工。在上个世纪初期，烧锅作坊是大户人家，有钱、有院，甚至还有自己的枪炮、炮台和炮手，因为当时的东北胡子（强盗）比较猖獗。1931年9月18日晚上，22岁的王树峰跟几个伙计一起在院子里收拾。突然，从东边传来一声巨响，王树峰被吓了一跳，刚刚还昏昏欲睡的大脑一下子就清醒了。这是怎么回事？伙计们凑到一起激动地谈论着，每个人心里都没底。后来“风声”传了进来，是日本人打进来了！已经打到北大营了！那一夜，王树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亮后，当地的警察进了村。他们拿着枪抢劫杂货铺。村子里的秩序顿时乱了。这还了得，这不成了“胡子”了吗？村民们十分害怕，都跑到相对安全的烧锅作坊大院里。作坊马上组织炮手到炮台上守着。
王树峰还记得，从那之后，大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也渐渐统治了整个东北。在每个地方、每个机构里，都会有一个日本人做头子，剩下的中国人要听从命令办事。老百姓每天只能吃粗粮，吃大米、吃肉都成了“经济犯”。在这种情况下，王树峰所在的烧锅作坊维持不下去了。他后来在一家洋蜡铺子找了一份杂活，开始了漫长且煎熬的亡国奴生活。
故事二：我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
讲述人：柳春，伪满时期在大连读书，摘录其在2002年《纵横》杂志的文章《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
日本学校学生中午饭必须带大米饭。当时的大连, 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 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的,只能吃苞米和高粱米。在日本学校念书的学生, 能得到学校专门配给的每人每月15斤大米做带饭盒用。如果发现普通中国市民偷吃大米饭,就要被冠以“ 经济犯” 的罪名, 逮捕入狱。学校里还有一条规矩使人不能忍受,那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吃一顿“日之丸” 御饭, 这一天只许带一盒米饭不许带菜, 而且必须在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一盒饭白白的,正中一个红梅, 就像一面日本国旗一样。目的是叫你吃了这一顿饭不忘日本天皇, 不忘所谓的“ 大和精神” 。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 保佑天皇, 保佑日本皇军打胜仗。可是我们班里的中国同学却都在心中骂日本人, 偷偷诅咒“ 小日本快完蛋吧”。
那年我的小妹妹刚刚出生，因当时配给的粮食不够, 营养不良，母亲奶水很少（那时连苞米饭、高粱米也都吃不上了，只能吃杂粮和鼓子）。暑假时,母亲叫我回旅顺老家一趟, 从乡下搞一点苞米面和高粱米回来。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心想就凭我这身日本学校的水手服,带点儿苞米面和高粱米一定不成问题, 怎么说也能混过来。可没想到小日本查得真严,我从旅顺回来到大连火车站出站台时，还是被车站的乘警给搜了出来。（当时奶奶和婶婶把苞米面和高粱米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我的腰上,藏在裙子里。） 我一心想把这点粮食要回来, 就哀求他们说是因小妹妹没有奶吃，而不是“ 走私犯” , 也不是“ 经济犯” ,希望他们能照顾一下, 我不是做买卖的。他们不但没还给我, 还打了我两个耳光。好心的中国乘客都吓得在后面拉我的衣服说快走吧,不然叫他们抓走可不得了。我只好哭着跑回家。从那以后, 每个星期在学校里吃“日之丸” 时我都舍不得吃完, 总要留一点回去给弟妹们吃,我的小妹妹最终因为奶水不够而夭折了。从那时起我更恨日本人了。虽然当时我也穿的是日本制服, 也有那么一点点特殊待遇,但还是要受欺压的。故事三：满腹辛酸的老人们
讲述故事摘录于吉林日报，2010年采访东北当地老人纪录。
今年90岁的高振斌，12岁以前在山东农村放猪，之后随挑筐背篓的家人逃荒，落脚在长春东安屯油坊。17岁时日本人占领了长春，高振斌就读的德惠南街小学，完全变为奴化教育。日本教员把旧名为新京的长春说成是国都，把伪满说是小孩子的国家，并编成顺口溜让孩子背诵。同时把学日语定为主要课程，还进行政治教育。张昭申是高振斌班上的同学，对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很憎恨，结果被管纪律的老师拿竹教鞭一顿暴打。有的同学家在农村，家里要上交公粮。交不上的，日本人培养的地头蛇就到他家打骂，弄得那位同学及家人吃不上、穿不上。过年过节，改善生活时，就靠种点小麦磨点面，乡上的保甲长、警长一旦发现，又罚又打，任何时候都不让吃大米白面。逢年过节磨面时，则要选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年年冬天穿不上棉衣，高振斌上学要经过乱死岗子，经常看见吃不上饭没法活的人，饿死后被扔在那。高振斌因为家里生活艰难，最后到油场挣钱谋生，当事务员挣点钱，买个粮，他在名为同和的油坊干了一年，最后与叔叔养鸡谋生。在当时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天天防着日本人抓劳工，高振斌的父亲、叔叔都被抓去修炮垒，都出过劳工。抗日胜利后，高振斌到铁路部门工作，生活才有了起色。
91岁的徐福住在九台市沿河街，他说日本在九台驻军地点叫西大营，常看到打枪的日本军人，老百姓很怕，每天看着日本军人、日本军旗，这种恐惧一直延续整整14年。九台的老百姓发现，装粮的车站异常繁华，路上的铁轮车的咯啦声一直响到1945年。这其间，徐福尝遍被奴役的滋味。日本人整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老百姓连走路都犯法，低头走就是思想犯。说话也犯法，说话莫谈国事，否则就是国事犯。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为了生存，徐福到长春打工，给日本人干活，就职在满探公司的松亭洋服店，给日本科长以上的人做活，地点在伪满中央银行附近。店铺掌柜是日本人，他挨过打，遭过抢，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
梅河口市解放街有个远近闻名的老寿星，他就是108岁的高寿老人李士庭。说起往事，老人满腹辛酸。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宁河县小丰屯，20岁左右时逃荒到关外，先后到苏家屯等地，最后落脚到海龙县山城镇，学了剃头手艺（理发），靠理发维持生活。日本兵侵占东北后实在太凶恶了，抢粮，烧虐，抓丁，牵个大狼狗满街遛，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人，咬得浑身是血，快断气了才罢手。有时把我抓去兵营给他们剃头，一个钱不给，一不小心碰疼了就挨一顿大嘴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高粱米、猪肉、粉条，只能吃发了霉的苞米面。二、由内到外的奴化教育
故事一：我既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后来又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讲述人：张鹏云，曾用名张莹，男，汉族，1926年11月3日出生。辽宁省庄河市明山镇大营村人。离休前为辽宁省庄河市一中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庄河县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鼓吹“八纮一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
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礼上，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星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在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话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四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
1945年1月，我被庄河县教育科分配到距家18公里的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上任前父亲教育我说，到校后要尽心尽力教好学，绝不能糊弄人，有损于自己的德性。清夜扪心自问，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当老师最起码的条件。3月1日开学，我教高小一年级，兼作学校训育主任。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充当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工具的生活结束，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故事二：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讲述人：臧永昌。摘录于齐深红专栏《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是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四十多个小时，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时，这不仅是让青少年时代多少宝贵的光阴就这样白白被荒废掉了，而且是反来复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记不得是1942还是1943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会时集体朗读，学生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与几乎前后颁发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一样，我对这个胡说八道的所谓《国民训》从心眼里就讨厌。
日伪为了灌输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从谋划和占领我东北全境时候起，就已经当作了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霸占。但是，为了欺骗东北和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才建立了伪国、伪政权、立了伪执政、伪皇帝，而且在所谓《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中将其装扮得似乎真的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邻邦。这样的奴化教育也表现在歌曲上。我念小学时候学过一支儿歌《乐园大满洲》，歌词是：
“好朋友，好朋友，大家牵着手，同向乐园走。乐园在何处，就是新兴国家大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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