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2月6日凌晨零点零分这样一个刻意的时刻，前政治局常委、被戏谑为“政法王”的周永康案件由官方媒体正式对外公布：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不吝公开的累累罪行让全球的媒体机器在这个时刻迅速转动起来，既让人惊讶于其牵涉的贪官之多，覆盖面之广，危害之深，为过去三十多年所罕见，又让人不禁给予打破“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勇于擒寇的习近平更高的评价和期许。
然而在人们享受这样的反腐盛宴之时，是否也在思考，周永康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在中共的体制下产生并且高居常委之位，而在同样的体制下，又出现了将周永康连根拔起的习近平？当中共体制内产生了周永康这样的“暴君”的时候，我们是否只是在期许出现一个“明君”将其打倒，还是希望建立一种“完美制度”能批量生产出无私廉洁的执政者？
习近平彻查周永康
实际上回顾历史，绵延了两千年的人治官僚文化，已经让全社会不自觉的相信“明君”是国家的希望。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外儒内法的人治传统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官僚思维，经过历代的完善，成为渗透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
在封建社会，“明君”确实在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众所周知，人治的最大弊端在于其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既有可能产生唐太宗、康熙这样的明君与魏征、张居正这样的贤臣，也有可能产生隋炀帝这样的暴君和来俊臣这样的酷吏，更有可能产生无数个秦二世这样的昏君与和珅这样的贪官。暴君与明君是人治官僚文化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能够产生力挽狂澜的明君，同样能塑造出登峰造极的暴君。明君可遇而不可求，更不会经常产生，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幸遇上庸君，昏君，甚至暴君，那么整个社会要蒙受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损失，甚至会造成政治文明的倒退。当一个社会把全部期望都寄托在出现概率极小的明君身上时，本身便是不合理、难以长久的。
中共建政已有六十多年，但并未摆脱这种封建官僚文化的影响，至今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因此，中国既会产生将国家机器当做自己贪腐工具的周永康，又会产生勇于擒贼的习近平。《韩非子·有度》有云：“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毫无疑问，从这一点上看，习近平符合了中国传统意义上明君的标准。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因为人民的明君思想而妨碍善治的建立，则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因此，中共必须借周永康案作一个彻底探讨，一味的欢呼雀跃只是表面功夫，难以真正避免下次重蹈覆辙，中国政治数千年来“人清政清，人昏政昏”的历史也将不断重复无法终止。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早年本来称得上传统意义上的明君，但其晚年却因为在制度之外恣意妄为而转变成犯下一系列重大错误的昏君，为中国带来浩劫。如果有一种制度能够把毛泽东这样的人纳入其中，规范其行为，确保他的政治才华都能用在推动国家进步上面，那么这种制度绝对值得中国追求。
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良善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避免人类的愚蠢错误，避免政治的任意性和不稳定性，能够有效避免暴君、昏君或者贪官的产生，保障明君和好官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涌现，成为“新常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或许正是基于对历史的透彻反思以及对自身政治担当的清醒认识，让习近平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最早总结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中国摆脱人治官僚文化，更在于为中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的一种制度比较，是社会治理层面的比较。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西方在生产力、科技水平、企业管治等领域的无声较量，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是中西方另一场在制度领域的较量和中国开启新时代的标志。倘若“第五个现代化”能够成为西方制度体系之外的另一选项，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这也将成为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世界政治领域，甚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样的社会主义，才真正被世界肯定被世界向往，这样的执政党，才能真正成为被人们普遍尊重的执政党。“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任期或许难以完成“第五个现代化”的全过程，但重要的是认清和确定这样的方向及使命，打下一个正确和坚实的基础。
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完成后是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五个现代化”不是万能之手，更不能保证一定会生产出称职的领导者。需要看到制度终归是人制定的，也必须依赖人运转，制度没有好与坏，只有是否适当，仅仅找到一个适当的制度也并不代表可以一次性解决所有的人治问题。例如美国，既然它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为什么在相同的制度体系下，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位总统带来的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所言“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圣化”，将人与制度摆到对立的两端会犯下结构主义的错误。
制度和人是相辅相成的，制度需要随着人的进步而不断优化，而好的制度则能包容更多时代、更多人的需求。因此，没有绝对的、静止的完美制度，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好制度。完美的制度如同中国传统里面的龙和麒麟，尽管令人神往，却无法企及。要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又不能迷信会有“终极完美”的制度，要不断与时俱进根据不同的民族背景进行适应性调整。社会依然需要明君，但不是偶然的一位明君，而较佳的制度能为明君的出现提供土壤和激励，同时，当领导者失败了，又能够及时发觉并将其和谐移除。良善的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制度的精神与文化结合，继而以文化的意义存在和发展，而且更能够与人的能动性结合，成为大家都原意遵守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从而实现长治久安。
因此，要彻底避免周永康再次出现，制度与人的因素缺一不可。与时俱进的制度能够消除人治官僚文化，能够不断适应现实并长久的满足时代的需要，有助于造就“明君”，而“明君”能够不断完善制度，确保两方面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从历史来看，由于中国的民族性带有含蓄和韬光养晦的弹性特征，每当面对危机，需要英雄人物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才能涅槃重生。如果没有孙中山，辛亥革命或许不会发生；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或许不会成功夺得政权；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也不会取得当下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习近平，改革和反腐也不会以今天的力度推进。
如果说现有的人治官僚文化需要依靠汉武帝这样的明君来促成，那么今天中国若想建立一套彻底摆脱人治官僚文化的制度，同样需要一位明君来推动，只不过因为这次的制度变革是深层次的，是在“第五个现代化”的要求下进行的，所以这样的明君理应是新型“明君”。
作为中国新的领导者，习近平早已通过反腐风暴和彻查周永康案向世人证明他达到了传统意义上明君的标准。但与中国历史上的明君不同，习近平看到了人治意义下传统明君的不足，并有成为新型“明君”的主观意向。不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还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都可以看到习近平在通过自己的明君魄力为中国开启“第五个现代化”的新时代。
同时，当下的中国也为习近平成为新型“明君”提供了客观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完成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最初的基础建设，但国家治理的重心被阶级斗争所牵制，不具备进行制度建设的条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或者说在更为长久的时间内，摆在中国人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落后和贫穷。因此，过去六十多年间，中国始终没有“机会”来彻底摆脱人治官僚文化。
然而当下的中国却截然不同：当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国已经积淀了三十多年的快速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都有大幅提升，历代先贤们的伟大复兴梦想开始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但与此同时，改革的遗留问题制约着中国这艘大船的前行，中国再次被推上历史的转折点。习近平在今天的中国推行的改革，是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所推动的适当的改革。从世界的横向上看，习近平又要超越西方既有制度体系，创造新的政治文明。习近平时代必须是从这种角度来认识，否则这个时代的伟大就会被大打折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周永康案，还是反腐风暴，都只是中共党建的一个关键部分，党建才是中共需要全面改革的主题。党建就是中共重构自己的组织、文化和社会存在，让其达到应有的、人民需要的那种形态。反腐是党建成功与否的前提之一，但反腐不能够代表中共改革的全部，全面改革包含的领域远大于反腐，其深远意义和重要性就好像改革开放相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今天中国所有进步的前提，党建的成功则是中共建立执政合法性和获取人民普遍支持的前提。因此，习近平不应当仅仅成为一个明君，而是要开创全新官僚文化，通过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成为中国今后所有新型“明君”的缔造者，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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