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胡耀邦的重要助手之一。朱厚泽去世两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刊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中共前改革派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文章，文章称，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但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除此之外，朱厚泽还披露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胡曾反思“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胡耀邦旧照，摄于1984年3月1日
“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
朱厚泽1985年8月被中央调往北京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到北京的当晚，即被叫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办公会议。
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主持国家计委的姚依林在会上批评：“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
从北戴河回北京路上，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力量较量
朱厚泽透露自己上任后，“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朱厚泽采取的方法就是，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他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使中国知识份子感到一丝暖意。但很快遭到左派的抵制。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我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左派挑起“马丁事件”“秦柳方事件”
朱厚泽曾透露：他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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