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法庭上的陈伯达
陈伯达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涉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可见对其态度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图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内部出版，第30～31页。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1973年中共十大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关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们下达一个特别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邓力群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时去他家，有事要谈。并嘱托王文耀一定告诉王保春一起去。7月13日傍晚7时许，我们俩到了邓家。邓力群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互相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邓说：我受中央委托，转达对陈伯达的几点意见，建议由你们俩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们不要怕受牵连。你们去对他说：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犯有很多严重罪行，中央考虑到他在文革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时并没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举了那么几条。
2.他自己应该看到他与别人是有所区别的，他虽然是组长，但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坏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听他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这几年给中央写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辩解的，这不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4.这次在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中央考虑到要和以前衔接起来，对这些同志做了说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应该集中精力治病，把身体搞好。精力好时，可以看点书。那里没有的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阅。也可以写点东西，研究点问题，如哲学方面的，这方面他比较熟悉。
6.你们帮助他把情绪转过来，也可以对他有所批评，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
7.把身体搞好了，情绪转过来了，适当的时候，可以保外就医或者特赦。请通知他的家属，看望他的次数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写个条子转给我，报告中央。
9.你们把这个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党委报告一下，只说我代表中央交代这件事，今后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红旗》杂志社党委，可不必细说。
在这个星期之内去看他。可找我的秘书刘中海，请他联系时间、地点。你们去谈后，再来谈谈情况。今天就是这么件事，请你们两位来。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们去复兴医院向陈伯达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听了以后，表示感谢党感谢邓力群同志。他对我们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在想，见了你们怎么称呼，过去都称同志，现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见到你们怎么称呼，想了很久，过去我们在一起都是老朋友，还是称老朋友吧。”在谈话中，起初陈情绪激动，后来平静下来精神状态较好，对自己的罪行不再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和陈伯达谈话情况写成报告，内容除向陈伯达如实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讲了会见情况：
我们讲了上述情况之后，陈听了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但她给我看以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有的批过头了的，也忍不住总想辩解几句。他说：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决议中没有点我的名，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除此表态性质以外，他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的就业问题
他说：最近我从报上看到社会上抢劫、强奸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案子太多了，说明了是个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得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也就有了奔头了。不然，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人，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调查，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会安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须，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说：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五几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做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纸上怎么没有见报道。对这些工作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状况，对教育后代有好处。不能“数典忘祖”呀！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国史问题、中国文艺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对我的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想到这些我就着急，我已经被关了11年了，不能总是关着，不能做事呀！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给我100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难受。
除以上书面文字外，我们主要是口头汇报。
当我们汇报完以后，邓力群同志说：
下次你们去时，可以明确告诉他，治好病以后，不一定再回监狱，将来考虑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以特赦。
让他注意报纸上的一些理论文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短信。
他以前写《中国工人阶级概况》时，陈贞、姚洛参加过，不知姚还愿不愿意搞，可以问一下姚洛。原稿在什么地方？以后可以给陈看看。
邓力群说，你告诉马仲扬，问一下陈伯达的钱是否存放在《红旗》，如不在，可以先暂借三百至五百元钱，交给你们（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陈的最小儿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后你们可以轮班去，两个星期一次，时间不一定很长，半小时至一小时。回来后我们通通气。
我让刘秘书，通知公安部，还给陈烤电治疗。
你们下次去，可以问问他还有什么亲属，能够照顾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刘忠海（邓力群秘书）电话：1.你们和陈伯达的谈话记录已经看到，里边谈到邓（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议再整理一个简要的记录，便于向中央反映。2.领款问题，力群同志已与高登榜同志联系过，你们可到管理局计财处，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联系。我们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于8月5日下午去友谊医院看望陈伯达一次（他是4日下午被从复兴医院接至友谊医院的）。住在医院的三楼西头，条件不错。病房内有两张床位，有沙发，有卫生间。由市局一位同志暂时陪住。医院规定病员不能听无线电广播，报纸由于刚去还没有订上。我们从中办财务处代他取的1,000元钱，让陈办了手续----写了取款条子，从中取出100元交给陈零用，其余我们代为保存。当时我们为他买了钢笔、墨水、手纸、肥皂、布鞋等日用品。
我们向他传达了上次见他后向上汇报时，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1.陈现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监内，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2.让他注意报纸上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条子也可以。他听后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党。
他谈了以下几件事：
一、关于刘叔晏：1.刘叔晏搞某某同志的专案是打着我的名义搞的，所以这个错误第一应由我负责，第二才是她。2.她为什么被江青送到山东去？是由于刘叔晏从专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为抓到了康的把柄。我把这件事无意中告诉了江青，谁知江青与康生关系那么好。江青要这个材料，刘死命不给，江青就报复把她赶出北京。1968年刘叔晏逼我给她写了离婚书，我写了以后，她又不走，我向她要离婚书她也不给，说她留着有用，她预计到我是要倒台的。尽管这样，她的错误我应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的。现在我觉得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为她开脱一下。
二、十几年了没有上街，我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时，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报纸上也讲了要发展小城镇，这很好，很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是反对大城市的。他以蒸汽机为例，说自从蒸汽机出现以后，就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发展。
三、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电子工业的，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这篇文章只是讲工业管理问题，而没有讲电子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6月8日我写了一篇，给那里常和我接触的那个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样，看完后又还给了我。我给你们看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让他现抄出来，也算是对发展工业的一种看法吧。
我们劝他好好治病，他说：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二、转递陈伯达写的材料
8月12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汇报如下情况：8月11日陈伯达通过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经过市局同意）通知我们去拿他已写好的两篇材料，并让我们转呈给组织上参考。陈现在医院里，改名叫陈健相，暂时由李玉元同志陪住。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儿子来《红旗》杂志顶替工作。陈在住院期间无人照应，市局和《红旗》杂志社党委共同商定，从河北完县将原在陈处工作过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来，暂时照顾一段时间。陈晓农从石家庄来京，去医院看过陈两次，现已回去。
并附上陈写的材料三份：1.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问题；2.恩格斯论述“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问题；3.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提法杂抄。
此文送上后，8月14日邓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乔木同志，几份分送润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们去医院看陈一次。次日，我们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告知情况：陈对生活、治疗都较满意。再三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宽大。陈提出想看一些公开出版的杂志（经济的和哲学的书等），我们觉得可以给他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刊。这样可以使他了解目前发展着的社会，因为从谈话中看，他对社会太生疏了。
同时附上陈摘抄材料三份（略）。力群同志看后，9月16日批示：复制几份，分送耀邦、乔木、玉青、润青、梅行、经济组、理论组和我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们把陈伯达所要的书（马恩选集等），给他送去了。陈问对他的财产（包括1万多元钱；三次出国穿的皮大衣等衣物；书，有些是旧版书，如二十四史、《文选》抄本等）如何处理。并说，乔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如果可能，我很想听他们的讲课，学习学习。9月19日，我们将以上谈话摘要，写信向邓力群同志汇报。
10月1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处，他问了陈的病情、治疗情况怎么样。我们向他汇报了陈的情况后，力群同志谈了几点指示：
1.可以找医生谈谈，听听医生的意见。同时可以告诉医生对他的病能治疗好的，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尽快治好。现在医院的条件总比复兴医院要好嘛，不要采取应付的办法。治好了不光他度个好晚年，还可以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对医院说这是中央的意思。2.他那几份材料，都印制了，已送给耀邦同志、紫阳、先念和有关同志了。
3.他要研究“中国工人状况”的事，过去那些材料在姚洛（注：姚洛曾任陈伯达的秘书，后调到《红旗》杂志国际部任部主任）那儿。陈将来编这本书，可能还需要写《中国工人状况》的吴成民参加。如果这本书编好了，也是一个贡献。
4.我们说：陈伯达说他有两件事他对不起主席：（1）是不应该推荐田家英去他那儿；（2）是田的哥哥在台湾的事儿，事先不知道，事后未报告。邓力群同志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5.（保春说：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您要随时提出来，不要做错了，又要……）那不会的，有我替你们说话，这是中央交办的。
另外，力群同志说：马洪同志问我，王学文同志问，他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整理出来之后，社科出版社能否给他出版。我说只要你整理出来，是可以出版的。这本书估计印数不会太多，因为青年人不熟悉他，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延安讲过课。他是我们最早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第一个。所以趁他还健在给出版好了。
11月23日，陈伯达从医院出来，迁到团结湖居住。下午我们去看望陈，他写了个材料交给我们，希望转呈上去。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送耀邦、乔木、润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时许去探望邓力群同志，他谈了两件事，同时提出让调晓农来照顾其父亲。邓说：告诉他（陈）写的材料都复制了，除送耀邦同志外，还分送给主管的同志。陈除了谈到想整理中国工人阶级概况，还有什么打算？下次你们见他时转告他，我建议他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请姚洛同志将稿子送给陈伯达，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给你们带给陈。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计划一下，先做什么，一件一件完成。现在不像过去有人帮助，都要自己去干。
1982年3月3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呈送陈伯达写的学习笔记（节抄自马克思的著作）《工业技术基础的发展过程》一份。”3月2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向一些领导同志推荐这份材料。
4月23日晚，陈伯达去西绒线胡同周扬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扬同志，由市公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后据说两人（由苏灵扬、露菲陪同）谈了约4个小时。5月14日，我们俩去陈伯达住地取回三个材料：1.《读〈儒林外史〉杂记》；2.《读〈三国演义〉杂记》；3.《西游记》（未抄写出来）。陈说：前次送的读《红楼梦》笔记，建议周扬同志看看，能否用笔名发表。
5月21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说到陈“现在写了几篇文学方面的文章，现送上《读〈儒林外史〉杂记》和《曹操与“青州兵”》两篇，现在他正在写出《西游记》读后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这两篇连同前次送上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笔名发表，同时在发表之前，送周扬同志去看看，因为他在访周扬同志时，曾谈过此事。不知可否，请酌定”。
5月28日，我们再次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一篇文章《求知难----记读〈西游记〉》。他说这篇连同前几篇，都是他在学习文学评论而写的练习作。建议是否能分送乔木、周扬、胡绳同志阅，请力群同志酌定。”
6月23日晚，接萧清河电话，让我们去一下，陈最近又写了个材料待抄出望转送上去。我们去取回。（按：取回的是陈伯达一篇旧杂感）7月12日，陈晓农送来他父亲近期写的一份材料《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8月17日下午，陈请萧清河同志来电话通知去取陈伯达交给的一篇文章----《〈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王文耀去取时向陈说了周扬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好，但是总归多年不接触外界了。然后陈谈了以下一些意见：1.我是看到报纸上对报考大学的反映等，我才写了《儒林外史》等评论。这不是新的科举制度吗？这个比旧的更厉害，年龄只能限制到25岁就不能报考了。2.对包产到户，这是大事，刘少奇过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现在可以搞。小农经济是可以搞起来的，美国就是，现在美国农业居世界首位。其实苏联也可以搞起来的，只是他们政策错误。农业到户这是大事，发展是无情的！3.发射卫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张震寰和科学家建议的，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时我刚正式调到他们那里（国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为了地上的，是把电子工业组搞上去。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会议上说过，我是关心卫星发射的（除总理外，别人不知道）。4.1953年和张春桥、李友久向主席汇报时，会前我随便说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机器换农产品，我说，这不是产品交换嘛。后来主席郑州会议上批评我取消商品、货币等，我哪是这样说了，这是误会。但主席还是用我。
陈还说：我写了这篇《〈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你们看看提提意见，我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们看了提出意见后再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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