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前6年，老舍勉强逃过一劫。
50年代末期，老舍曾经考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郭沫若、茅盾等历史上中断了组织关系的老作家恢复了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刚刚被接纳为新党员。1959年的某个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老舍家，两个人有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事后，老舍再没有提起过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对老舍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也许还是强调，他留在党外比党内更好。
残篇《正红旗下》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自己都差一点被卷入批判中，此时老舍已年过六十。他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学家的老舍于是被不断唤醒。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长篇小说热，他批评说：“我们的文字还显粗糙”，“我们写的对话往往软弱无力”，“我们的某些小说似乎还缺乏艺术的控制”。他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甚至提出，《林海雪原》“起码可以删减几万字”。
在许多场合，老舍开始公开反对传声筒式的文学作品。他苦口婆心地说：“我们不能只扯着脖子喊口号”；“话剧中的对话是依照一定的剧情而产生的，不是绕着圈子把所有的口号与宣传大纲都放在里边的对话，离开剧情便成为演讲”；“文学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名为文学作品，而全由政治术语堆砌而成，是谁也不愿意看的”。
进入60年代后，老舍不但重提作家的个人风格问题、文艺规律性问题，而且从基本功、生活深度等作家自身修养的角度向作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与要求。更难得的是，老舍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归附的“对不对”的问题，这背后，是作家对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重新定位。
在经历了一系列作品的失败，以及《茶馆》的“偶然”成功后，老舍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已经发现突击性的“深入生活”并不能让他写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作品。他依旧写不好工人、党委书记和战士。他领悟到“作家的生活经验积累是一辈子的事”，每个作家必须亲自去掘“自己的那口井”。
终于，在1961年底，老舍打开了自己心头那口尘封了60多年的“井”。他以自己的“家传”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再次回归了他最擅长的小说体裁。
老友罗常培回忆，老舍最早考虑写“家传”，是在1934年之前。老舍写了《小人物自述》，1937年8月发表了四章近两万字，但由于战争而终止。再次想捡回这个题材，是在1949年回国前，他给赵家璧写信，详细谈到了自己归国后的三个写作计划。都是历史题材。其中之一，便是“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他信中还说：“这三部长篇，可以放在全集最初部分陆续出版。那将是第二个十卷中的压轴之作，将和第一个十卷中的第一部分《四世同堂》成为首尾两套重点著作。”当老舍终于提起笔时，已经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可以说，“家传”题材在老舍心中已经酝酿了数十年之久。虽然世事纷纭，写作计划屡屡被打断，但他从未忘怀。于是，那些刻骨铭心的人物、事件、场景、风俗、玩意儿、人情世故终于可以顺势倾泻而出。对老舍而言，就像一壶多年陈酿，等到了开坛的时候。
“我”的出生、洗三、满月以及旗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大姐的公婆及丈夫、姑母、福海等熟透了的旗人的行为做派和文化心理，对曾经驰骋沙场、充满生命力的民族衰落的苦涩历史和沉痛教训的深切反思……老舍酣畅淋漓地倾吐出来。
就像他在小说中强调的，这些内容不是他“有意记下来的”，“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
与此同时，政治空气也开始放松。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多了，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1962年3月，广州召开了文化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陈毅也在会上发言说：“应当为他们(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于是，1961至1962年之间形成了一个文艺界的小阳春，创作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老舍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他为数不多的日记中，广州会议是最详细的一段，他几乎把每个人的发言都做了详细笔录。他的情绪是亢奋的，甚至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在会议上，老舍自己也做了长篇发言，题目叫《戏剧语言》，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虽然说的还是戏剧，但他专门谈到了他正在写的《正红旗下》。“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要什么字都须想好久……”
他说的这部小说就是《正红旗下》。胡絜青说，老舍从广州回来后，经常邀请一些老朋友到家里，包括一些在广州会议上被平反的老朋友，兴奋地一起畅谈。老舍给他们朗诵《正红旗下》完成的部分，请他们提意见。老朋友中，金受申听得最多，因为他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风俗典故最熟悉。老舍曾答应把这部小说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从保留的手稿看，《正红旗下》写得非常用心，共164页，全篇字迹清晰、整洁，极少涂改，头尾如一。如此工整的底稿，在老舍自己的稿件中也是上品，可见他倾注的心力。然而仅几个月后，政治风向再次发生变化。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批判了刘志丹弟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刘志丹》株连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传记小说的体裁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胡絜青后来说：“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老舍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
转过年来，政治空气更紧张。1963年初，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创作题材。这一年毛泽东对文艺界做了两个重要批示。第一个批示说，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多个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第二个批示更直接：“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历史剧《海瑞罢官》相继受批判，中国文联、作协等相关文艺机构，都需要整风作自我检讨。“左”的空气越来越浓，历史给老舍自由创作的时间太少。一部集老舍毕生功力的绚烂史诗，只能就此夭折。
除了外部环境的严苛外，如研究者石兴泽认为，老舍在创作《正红旗下》时也遇到了自身的内部矛盾，写不下去了。即“深切的历史记忆，与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的矛盾形成巨大的写作障碍”。简单说，就是现实对历史的定性、阶级分析理论都与老舍的历史记忆不符。
“宣传文章说慈禧太后逃出京城，官兵无心作战，义和团英勇杀敌；而历史记忆则是官兵用抬枪土炮尽职尽责忠勇地保卫紫禁城，付出巨大牺牲。老舍的父亲便是忠勇者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按照宣传文章还是凭借初始记忆写作？”要不要写清军的抵抗？要不要写义和团的迷信、愚昧，甚至滥杀？按照阶级分析理论：富人是剥削阶级，其本性是不劳而获，贪婪腐败，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靠出卖劳动维持生活，遭受剥削和压迫，勤劳正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依据阶级属性塑造文学人物，就要依据阶级关系确定人物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美化阶级敌人，丑化劳苦群众，都是原则性错误。但在老舍看来，人性是道德问题，心理意识问题和文化教养问题。其好坏与经济地位相关，但不相等。穷人中有好人，也有刁钻狡猾之徒；富人财大气粗为富不仁，也有善良仁义之士。
在已经出场的十几个重要人物中，如母亲、姑母、大姐、大姐夫、大姐公公、大姐婆、富海、多老大、多老二、牛牧师等，品性有好坏，均属性格脾气问题，与阶级无涉。更重要的，他又该如何塑造“定大爷”呢？“定大爷”的原型是资助他上学的刘寿绵，曾经家财万贯，乐善好施，但又不善理财，最终破产当了和尚。老舍专门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刘寿绵是好人，也是老舍的恩人。但按照阶级分析，他应是贪婪、凶残的剥削阶层。老舍接下去怎么写呢？小说也正是写到定大爷见美国牧师的时候便停止了。老舍似乎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迷阵，找不到方向。
“写家”的尊严
搁笔《正红旗下》后，老舍陷入了少见的写作低潮期。从1964年7月到1966年4月，他留下的文字中，除书信外共61篇，其中旧体诗51首，文论仅6篇。而且一年比一年少。
翻检那个时期的文论，理性平和了许多。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禁令中，他辗转腾挪。有时甚至不惮为捍卫真理而出声反击。
在1963年3月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发言中，老舍反复坚持说：“要求文艺表现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并不排斥其他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完全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历史题材不但可以写，而且应当写。”这很明显是对柯庆施、张春桥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唱反调。到了1964年4月，题材决定论已被推到顶点时，老舍在《祝贺话剧的新胜利》一文中还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并不排斥历史戏。”虽然这篇文章总的意思是为《龙江颂》等现代题材话剧的出笼唱颂歌。他还是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包裹在其中。
就像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所说的：“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既不愿随波逐流，又无法说真心话，在文艺与政治的夹板中，老舍进退维谷。他只能小心翼翼斟酌着自己的语言，仿佛随时担心被人抓住把柄。在谈论话剧语言问题时他说：“我没有专重语言，不顾其他的意思。”在谈文艺书籍的选择问题时，则不忘声明：“我并没有经验看别种著作，说别种著作不需要选择与鉴别的意思，请勿误会。”
他一遍遍提醒读者，我说这样，并不是说就不要那样，这种讲话竟成了老舍最后三四年的一种语言习惯。比如他说话剧：“盼望话剧丰收，并非愿见戏曲歉收，绝对不是。”“这次我来参加会议，实在是为向青年剧作家们学习。这并不是说，我不愿向老剧作家们学习。”
这些毫无必要的声明，“仅供参考”、“以免误会”类似的言辞在他的文章、发言中出现的次数越来愈多。即使是文艺理论，诸如谈创作经验这样的文章也越来越难写。写真实想法，多半犯忌，写应时套话，于心有愧。于是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起，老舍便基本上不谈文艺了。写的最多的是朋友赠答的旧体诗。
一个热情活跃，曾经以最热烈的情怀、最端正的姿态呼应政策、配合时事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只能借风月聊寄情志的诗人了。
老舍知道自己的才华一天天荒废了，但又不甘心。既然历史题材不能写，那还是回到现实题材的路上。1964年夏天，在别人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自己带着行李，来到了密云城关公社檀营大队。这是个满蒙杂居的村子，乾隆年间搬迁到此，负责皇帝到承德避暑或狩猎中途的保卫工作，到解放时，这里只剩下200来户。老舍在《下乡散记》中说，他想看看从贫困中挣扎过来的人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他创作的主题，依旧延续着《正红旗下》的方向，还是要写旗人的故事。老舍在檀营住了两三个月后，又搬到了另一个满族村----海淀区四季青的门头村。据说当年曹雪芹的故居也在附近。在门头村，他给郭沫若写了一首应答诗：“金玉红楼终是梦，镰刀碧野遍地花。”在信中说：“饭食稍苦，但颇欢快。”
老舍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但依旧徒劳。此时，他虽然还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却被打入了政治的另册。江青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将老舍列入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名单。她攻击说，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
1965年，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一个多月内，他拜访了包括水上勉、井上靖等33位日本作家，即席写下了30多首小诗。回国后，他依据日本见闻写成长篇散文，名为《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他寄给了报纸，却石沉大海，无法发表。他觉得自己慢慢地被遗弃了----人艺不再找他写戏，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他主动要求和文艺工作队一起下乡去为农民演出，但还是没被批准。他回到家里，对家人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1966年的春天，他再次下乡。像赌气似的，一个人带着行李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陈各庄大队。这是一个以养猪而闻名的村庄，他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饲料的配比、仔猪的饲养关键、配种的次数与时间等养猪细节。最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喂养猪。也是闹革命，/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还在努力维持一个“写家”最后的尊严。
在50年代，他曾说过：“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这篇快板，发表在了当年《北京文学》4月号上，也是老舍最后公开发表的作品。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文艺领域，一股脑儿定性为“文艺黑线专政”的天下。局势更加紧张。这时候，老舍似乎终于觉得他和革命已经渐行渐远，他无论怎样努力，始终无法跟上“革命”的步伐和要求。他也明白了自己终于还是一个“资产阶级老人”。
始终无法忘怀的，依旧是他心头的那几部小说。就在1966年4月，老舍去香山拜访谢和赓、王莹夫妇，他又重新提起自己的“创作计划”。第一部是他的家史；第二部，写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的悲惨故事；第三部，写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欺诈下层平民。“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竟老泪纵横。
让他感到更加压抑的，还有他周围朋友们的遭遇。老舍对王莹、谢和赓说：“这三十年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事值得回味呵！您想想，自从‘五七干校’以后，朋友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几个月后，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活动上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没有问题”，当然指的是政治问题。
老舍感到自己老了。在文章中他会有意无意提起：“我已近58岁了”或者“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好朋友们，罗常培、洪深、王统照、梅兰芳、郝寿臣、欧阳予倩……相继去世。在北碚时，他就患上了贫血与眩晕，美国时留下了坐骨神经痛，此后必须与拐杖为伴，在新中国时期发作的腰脊神经炎与高血压又时时折磨着他。这一年7月的一个夜晚，老舍突然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中，他在一个小学生用的笔记本上起草了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病愈，您不用来看我。”但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他还打电话给臧克家：“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
老舍出院后，情绪始终低落。有一天他在什刹海边散步时，遇到了回民马松亭大阿訇。马松亭老人1957年被错误打成“右派”，处境十分凄凉，时常在湖边闷坐。老舍见到马松亭说：“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而据林斤澜回忆：“辞世前几天，我听见老舍先生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比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除了鼓动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提出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但这点在随后的运动中没有真正落实。
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谈起了当前形势。儿女告诉老舍，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匾额已经被砸了，连四联理发店的大镜子都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女儿舒雨劝老舍，把家里多宝阁上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不然会被当成“四旧”被扫掉。老舍坚决回复说：“不，我绝不收！”
老舍一口气说了下去：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又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在什刹海投水自杀的例子。“文革”刚刚开始，他便有了清醒的认识。
两天之后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他说，康生同志捎话，让他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这一天是老舍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他遭受到了红卫兵的多次殴打与侮辱。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胡絜青接回，已是遍体鳞伤。8月24日清晨，他先劝夫人胡絜青去上班，然后和自己3岁的小孙女告别：“和爷爷说再----见----”最后走出了家门，走向城市西北角的太平湖，投湖自尽。老舍是熟悉太平湖的。他年轻时候，在这一带做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30年代，他替老母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内买了一所房子，安享晚年。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做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小说课。
老舍手里握着一沓稿纸，在湖边独坐到午夜。清晨时，稿纸漂浮在水面上，是他亲手抄写的毛泽东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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