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

启蒙运动进入中国已经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但到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启蒙还没有完成。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危机不断，救亡图存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目标，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今天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不用再为救亡忧心，可以继续中断多时的启蒙工作了。

启蒙运动

“阅读”王人博，犹如阅读一个“活生生的悖论”。无论是跟他交谈，还是细读他的书，都有为他随时变幻的气质而迷失的可能。

他拥有中国近代学者的考据功夫与细心，不乏现代法学家的思维缜密，能够写出《民权词义考》这样的雄文；他也曾“一心开多门”，写影评，写散文，写随笔，炮制出《敏感的孤独者》中的“闲逛者絮语”。

他说自己虽然选择了讲台，但本性上却是个闲逛者，一个夜间的漫游者……

也许，人们之所以在王人博的“白天”与“黑夜”中迷失，只是因为自己心存偏见而浑然不觉。没想到：一个人除了是某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之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人既不是专业理性主义的“工具”，也不是感伤主义的“幽灵”。

在传统的认识中，启蒙开启了人的理性之光。而王人博所理解的启蒙，不是启蒙者居高临下发布的“教化”，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摒弃理性主义的狂妄自大。

正如他所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靠理性规则支撑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欺诈与纷争……我越老越觉得，自己的智性没有什么长进，经验倒是丰富了一些。”

王人博对理性主义的警惕让人联想到哈耶克的告诫----天真的理性主义者常常将理性视为一种绝对的东西，与此相反，我们应该用启蒙运动的武器反对启蒙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王人博可以被称为“反启蒙”的启蒙者。

“虽然选择了讲台，但本性上我却是个闲逛者，一个夜间的漫游者……”这是宪法学者王人博在《闲逛者絮语》一文中的自况之语。听上去，还以为出自一位崇尚“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诗人之口。“宪法学者”与“闲逛者”两个角色，总有点“风牛马不相及”。

前不久，王人博来到深圳，不为“闲逛”，却为出席广西师大出版社举办的一场活动。记者有幸采访到这位“孤独的敏感者”（王人博一本书的书名），一探他宪法学者体内的闲逛者灵魂。

中国“民本”与西方“民权”的对话

晶报：在我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据您看来，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这种官方表述是否传达了新动向？

王人博：你所说的“新”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新的宣示；二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第一个“国家宪法日”的新指示。此两者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属于同一种“新”。十八大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是坚持依宪执政。”国家领导人在这个“时刻”更多的是强调重点，这的确预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动向。《决定》中“全面推进”这一用语，便是一种明示。这个“新动向”蕴含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两个层面是：一是对过去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现实问题冷峻的理性判断，《决定》中的“两个前所未有”便是这种判断的说明；二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从人民的福祉、国家的长久治安、党的长期执政着眼，选择一种符合国情的治国理政之路。从《决定》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全党达成的共识：法治是必由之路，弃法治，便无路。

晶报：在现实中，人们谈论法治、民主等概念，往往陷入一种“时态的错乱”。您认为是否存在这种情况？

王人博：很多概念的使用既包括“时态”的问题，也包括语义上的问题。譬如，你提到的“依宪治国”，从“时态”上讲，它既可以表示“完成时态”，也可以表示“未来时态”。当它指向“完成”，它指的可能是现实中已经呈现出来的一种样态，一种既存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当然也包含了对这一体系的某种认同；当它指向“未来”，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形态”，或被看作一种“好的”样品，含有“应往那走”的意思。语义上的歧义可能更复杂一些。譬如，何谓“立宪”？争议从来没有中断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还是“特定”意义上的？这些问题要在学术上讲清楚并非易事。

至于民主，也有中国儒家意义上的“民主”（西方的汉学家在这方面讨论颇多，中国本土学者则更愿意使用儒家“民本”这一原生概念），和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以及现代非西方国家民主实践之间的区分。

“法治”在西方法学中也存在原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概念之争。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后收录于《法的中国性》），也谈到这个问题。

晶报：您在《民权词义考》（收于《法的中国性》一书）一文中，追溯中国历史上“民权”概念、话语的演变。中国近代启蒙者以及“跨语际旅行”的西方传教士，以先秦典籍中的“民主”一词转译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在这个过程中，二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化合作用？

王人博：我之所以研究概念史、观念史，是想把它们梳理成几个相关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从西方挪用的那些概念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它们与中国本土的词汇是怎样相遇的？“相遇”以及“相遇的方式”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字母文字不可能毫发无损地来到中国，它必须转化为中国的方块文字，必须用中国文字及其词语去承载西方文字中的意思。于是问题就来了：Democracy能等同于中国的“民主”二字吗？由此也可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儒家在中国近代受到严厉批判，甚至被视为中国没有生成西方民主制度与价值的主要障碍，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儒家创造的那些词汇，由西方字母文字形成的概念就无法在中国被理解和被书写。当字母文字的概念转化为中国方块文字的概念时，的确存在意义的“再生”问题。那是书中几篇文章的要旨。

民权只是促成西方崛起的因素之一

晶报：您在《法的中国性》一书中，说自己这些年读书思考的一个圆心是：中国人的中国性。在您看来，中国的“法”已经实现了什么样的“中国性”，未来又如何把这条道路走下去？

王人博：我说的“中国性”，不是一个“实现”与否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法学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外国的东西一来到中国就会变样？对于这个问题，大家的态度可能迥然有别。有的采取批判立场，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他把“中国性”称为“大染缸”；有的可能采取一个“先在”的立场，在民族的共同记忆中寻找能够接纳西方价值的“本土资源”。而“中国性”这个概念的主要作用在于阐释、解释，而不是回答该不该这样。我借此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种外来之物经过“中国”这个特定场域的化合作用之后，它究竟变成一种什么东西？晶报：您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民权话语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形成，并不表明中国的国家、社会已经进化至可以接纳民权体制这样一种文明程度，而是因为在西方压力的刺激之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民权必然导致富强”的联想。您的言外之意，是民权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之间并无必然性的关联吗？

王人博：前面几句话无需再费口舌，大家应该都明白。后面几句话，则需要解释。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下一个断语式的判断----西方的民权与其繁荣强大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西方的论者在谈论民权问题时，大都着眼于民权本身，即民权对每一个个体的意义，而不是从它与国家的强弱、贫富之间的关系立论。寻找两者之间的关系，凸显了近代中国民权论者的问题意识。对这种问题意识，西方人早有过评价，譬如史华兹教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为其作序的路易斯·哈茨教授还专门对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这个认知做过启发性的评论，他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西方人从未这样认识自己，是严复提供了这个视角。他不无疑虑地下结论说，严复的看法也许最终会成为他们自己的看法。一个简单的事实可能是：西方的强大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民权或许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晶报：民权话语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引入、流行、演变与实践，在中国走向统一、富强的道路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人博：话语本身在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有待研究，话语只是话语的实践而已。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然而，一旦话语落实为行动，其作用也就抵得上百万之兵。粗略地说，没有清末的民权话语实践，就不会有晚清的立宪改革；没有民权的话语流行，就不会有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思想，当然也不会有孙先生的民权革命了。这样说下去，是难以言尽的。

晶报：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民权等概念的处理中，可以发现，民主、民权在他们那里，比之于国家、富强，并不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时至今日，这一价值序列是否有待调整？

王人博：适当的调整肯定是有必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近代的课题”尚没有完成，这个谁都知道----“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在心理上还没迈过去的一道坎。所以，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依次为“富强、民主、文明”。目标也是价值序列。

启蒙首先从自我启蒙开始

晶报：如您所说，西方的民权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民权并非一种“现时态”的话语，而是对国家未来表达的一个欲求。要得民权，首先要培植出民权的主体----具有现代性的公民。在今天的语境下，公民应具备哪些现代性？王人博：民权的享有与公民主体的形成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民权的享有对公民主体的形成有帮助，而公民主体的养成则会将民权价值的发挥推向极致。就此而言，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仍未过时，他在这篇长文中提出了“新民”的完整方案。大家可以重温一下。按照他的说法，新民应具有公共德性：国家思想、权利义务思想、自由进步观念、进取冒险精神、自治能力，以及自尊、合群、坚毅等品质。

晶报：有人说，现代性至今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启蒙固然有延续的价值，然而启蒙的价值却受到各种后现代思潮的撼动，启蒙者不得不面对民粹主义者的冷嘲热讽，启蒙何以延续呢？

王人博：启蒙主义不只受到民粹主义的“冷嘲热讽”，它确实受困于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的问难。对一个中国学人而言，我倒觉得，未必非要扮演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要认识清楚：何谓启蒙？我理解的启蒙，不是如何居高临下地发出“教化者”的声音，而是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中国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未必能做到。但，能不时地自省仍属启蒙者应当具备的一种品质。在这一点上，鲁迅的那种“刻薄于己”还是有用的：解剖别人首先须解剖自己。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把自己拉进社会现实之后，再从中把自己拉出来，跟自己对决。”

晶报：您的《孤独的敏感者》是一本杂糅了画评、乐评、影评、文化散文与哲学随笔的书，文字看似感性，却建立在丰富的学识与过人的悟性之上。在感性的作者与严谨的学者之间，您更喜欢哪一种角色？

王人博：谢谢你的溢美之词。其实，感性与理性这两个东西，我都不太喜欢，或者说，我都做不好。我真正的生活状态是：晃荡。即东捣鼓捣鼓，西鼓捣鼓捣。当我晃荡了一段时间，觉得该干点正事了（而且大学都有科研的指标压力），就坐下来写点专业方面的文字。而专业工作做久了，自然会觉得无聊，又回到晃荡状态：读闲书，看电影，听音乐。有时候，啥也不听、不看，发呆、走神，我认为这也是好的。我为后者起了一个颇为高雅的名字：“沉思”，也叫“思考”。

晶报：您说自己“成不了任何专家，一生都只是个闲逛者……宁愿一生以业余为业。”听起来，就好像本雅明笔下的“城市闲逛者”，您是在反抗什么吗？

王人博：的确，“闲逛者”是本雅明用来称呼波德莱尔的。我在书中也只是借用而已。对我而言，“闲逛”就是“晃荡”，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样态。我喜欢鲁迅，更喜欢他那种“自己玩玩”的心态。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经常偷偷地一个人外出看电影，一年能看一百多部，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他学医，却写小说，也写杂文，还喜欢版画。有时候，他啥也不做、不写，只希望用无聊“从速地消磨”自己，这是一种最真切的生活，鲁迅一生都活得不假，真诚地待人，也真诚地待自己。鲁迅的研究者竹内好说他是个“强烈的生活者”，我喜欢这个词。至于说，我“反抗什么”，可能我在反抗那种用言过其实的语言矫饰自己的文人所特有的“虚伪”，也可能在反抗知识分子“造作的忙碌”。我自己也说不准。经验的分量也许大于理智

晶报：您嗜读鲁迅的文章。一个宪法学者对鲁迅心存莫大热爱，让我多少感到意外。有人说鲁迅身上的破坏力多于建设力，在今天这个重建文化秩序、树立法律权威的时代，您如何看待鲁迅的价值？

王人博：热爱一个人，跟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一个中国木匠喜欢法国的大明星苏菲玛索也属正常。一个教宪法学的教师难道非热爱麦迪逊不可？热爱鲁迅，我不会去想他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这回事。鲁迅在中国一再被社会化、民族化。今天我们谈鲁迅，应首先把他还原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活了56岁，活得再长，可能就不是鲁迅，你很难想象90岁的鲁迅是什么模样。如果非要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也会说，我们这个社会既需要梁漱溟那种“乡村建设”的实干精神，也需要鲁迅意义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用李长之的话说就是：他永远向强暴者战斗，向卑微者悲悯----这样一种慈悲胸怀。

晶报：您在《给无知一点谦卑》一文中，借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提到人不但天生是个政治动物，而且天生是无知的动物。一个严肃而负责的人文知识者首先不是“为无知而祛魔”，而是对人类的无知心存敬意和谦卑----您强调经验的累积比人的理性更为可靠，这些文字让人联想到哈耶克，您是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么？

王人博：谢谢你的细心阅读。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某某主义者”。说实话，我属于哪类人，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曾经写过一句话，“人老了，智性没有什么长进，但经验好歹丰富了一些。”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本质上不是靠理性规则支撑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尔虞我诈和战争。有些争斗是无聊的，有些战争是荒唐的。许多的仇恨种子是过去种下的，有些欠债也是过去留下需要现在偿还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经历、经验所占的分量也许远远大于理性和智性，更为常见也更为可靠。同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以往经历也决定了它现在的思考和决断。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晶报：您曾写道，日本是中国步入现代性的一面镜子，日本没有人文主义，没有启蒙运动，是一种服用了“现代性春药的现代性”。而在您看来，中国现代性的缺失也是一种主体性缺失，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失去成长为公民的机会。这种缺失造成了何种后果？

王人博：中国和日本，在现代性方面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其道路可谓异中有同。日本现代性的“起跑线”是明治维新，从幕府制到天皇立宪君主制，日本走的是“先富国强兵”、“后孕育公民”的路子。国家强大了，“现代公民的成长”却并未跟上。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就是那些“誓死效忠天皇”、“勇敢的”农民士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我常常引用加拿大驻日外交官赫伯特·诺曼《日本的士兵和农民》一书中的文字：“要将他人奴隶化，使用纯粹自由的人是办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无耻的奴隶，将成为他人自由的最狠毒最有力的掠夺者。”这段话，犀利得让人无话可说。我们呢？我们用短短30年的时间为物质文明打下基础，而作为现代性主体的现代人，却并没有随物质文明的成长而长成。现实中屡见不鲜的贪污腐化、道德沦丧等现象，与现代性的人格缺失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