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红旗文稿》与《环球时报》两家媒体的表现颇为引人注目。红旗文稿一篇旗帜鲜明的文章《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刚搅动舆论场的浑水，《环球时报》又在数日后连发5篇具有本报特色的社评。两家媒体的文章均获得多家媒体的转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观察人士指出，这一现象值得关注，或许代表着中共宣传体系整体改变的动向。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是中共体制内知名的立场观点很激进的媒体，在新的意识形态方针部署下，逐渐获得了很高的话语权。而且这两家媒体论调一致地批判“老好人”，很有可能来自中央的统一指示，且与之前媒体和网络舆论整顿的运作相一致。这些迹象或许都意味着，中共媒体整体上会出现越来越激进化的趋势。一方面，这种趋势使中共获得了舆论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预料之中的问题。
《红旗文稿》（下称红旗）在上述文章中多次批判“老好人”现象。文章表示，防止在微博传播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充当“老好人”。微博上的“老好人”思想，说白了就是没原则、无纪律、和稀泥，是明哲保身，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极不负责的渎职行为。这种看客气态助长了错误言论的嚣张气焰。《环球时报》（下称环时）在几天后的12月15日，连发5篇社评，其中有一篇名为《“反党”和指人“反党”者都需敢当》予以呼应。当红旗尚且隐晦地以“某知名经济学者”、“某著名演员”、“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相称时，环时却以网友之名直接点名是茅于轼、孙海英和任志强。除了表达对红旗的肯定和背书，环时还表示，我们想提醒一点，一些最有名气的人，未必不是中西大斗争格局中的随波逐流者，他们的所谓“深刻表现”实则充满了历史的幼稚。
有观察指出，红旗与环时的立场、观点和话语一直都有很强的重合度，此次就微博
宣
传议题联袂而出并非偶然。但是这两家媒体同时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的现象更值得注意。中共体制内媒体虽然名义上统归中央管辖，遵守共同的政治原则，但风格差异显著。而红旗与环时都是体制内较为“激进派”的代表性媒体，习惯站在政治和舆论斗争的最前沿，堪称中共意识形态旗手。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红旗主要面向党内，是中共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革命和战斗意味浓烈；环时习惯以剑走偏锋的手法融合政治和市场，而且游刃有余、自成一体。可以说，二者互为表时，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坚强防线。
在很多观者的感知中，中国以往的媒体江湖大体上呈现两个分野，其一是红旗与环时所代表的左派，其二是《南方周末》与《炎黄春秋》所代表的右派，两边呈水火不容、相互对峙之势。十八大之后，这一局面被打破，并且向着红旗和环时所代表的一方倾斜。其中，环时表现堪称抢眼。在十八大稍过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中，环时一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被各大网站一致置顶转发；在有关宪政的争论中，该报又推出了《“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在香港占中期间，该报又一篇文章《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再次成为舆论噱头；在贺卫方受广东老干局邀请讲解四中引起争议后，环时又发文《贺卫方“讲座门”不应被过度引申》。
现下中国舆论场发生每一个敏感事态，都能为环时所捕捉，并以社评的方式成为使其观点得到广泛传布。环时的这各影响力确实是其他媒体所不能及的，其受关注度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母报《人民日报》，后者本被定义为中国最具分量的大报。有分析认为，这一情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环时的特殊定位。当大多数媒体需要保持稳重、理性，避免挑战争端甚至犯错误，也即红旗所批的做“老好人”之时，环时却将自身定位为敢想敢做的闯将，而非坐镇钓鱼台的元帅。当执政者认为丢失了舆论阵地而急欲夺回主导权之时，环时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也让该报得到了某些特权。比如，当执政者需要表达一种旗帜鲜明的意向之时，环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选择。一则该报善于此道，二则也不致于引起过激的反应。显然，当《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等媒体声调下降，而红旗和环时得到更多话语权之后，执政者获得了失去已久的舆论主导权。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因为媒体是一种伸展性很大的权力，尤其是当与政治结合之时。当一些习惯喊打喊杀的媒体和语言成为舆论主调之时，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杀伤。这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并无益处，而是徒增争端。比如在环时就香港问题发声时提出的13亿人对决港民论，在贺卫方讲座事件中威胁老干部说要认清其中的风险。如此态度和观点，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来说难有裨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