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统帅的首相及首相官邸大管家内阁官房长官，均担当了官方发言人的职责，在公共场合和国际舞台发表言论的机会很多，到底什么样的谈话才算得上“首相谈话”和“官房长官谈话”呢？与“官房长官谈话”相比，“首相谈话”又有什么不同呢？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新浪新闻中心介绍，事实上，日本政府在今年3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已通过了一份答辩书，决定以承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的1995年村上首相谈话和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谈话为前提，在2015年探讨新的“首相谈话”。
此后在今年10月1日回答众议院的询问时，安倍再次表示希望在战后70周年来临之际发表首相谈话，并指出目前不考虑修改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即著名的表示对慰安妇问题谢罪与反省的“河野谈话”），但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有让现任官房长官发表新的“官房长官谈话”以取代“河野谈话”的想法。
要能与二战拉上关系
“首相谈话”与“官房长官谈话”，顾名思义，发表的施动者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毋庸置疑，前者的影响力会更大。“首相谈话”是日本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内阁会议通过之后发表的，代表执政党对二战中以及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历程的概括性讲话。
迄今为止，日本官方承认的“首相谈话”有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村山谈话”；200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小泉谈话”以及2012年8月11日（日韩合并条约签署100周年纪念日），时任首相菅直人发表的“菅谈话”。从历次“首相谈话”发表的时间来看，不难看出均是和二战相关的历史性时刻。所以安倍提出在201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纪念日之际，发表“首相谈话”倒也顺理成章。
需有缓和紧张关系的外交功效
纵观日本政府历次推出“首相谈话”的外交背景，不难发现，“首相谈话”不仅仅是金玉其外的空洞辞令，确实起到了缓冲日本与周边国家（主要是与其存在二战遗留问题的中韩两国）紧张关系的外交功效。
以1995年的“村山谈话”为例，1994年10月于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上，日方无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方的多次交涉，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亚运会开幕式，日本媒体随之抛出了“民意决定论”等说辞强词夺理；1994年底，日本自民党213位议员成立“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联盟”，多次美化侵略战争、混淆视听。中日关系一度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之下，村山富市的首相谈话对当时激进右翼的外交破坏起到了相当的缓冲。
从以往三届的“首相谈话”内容来看，主要表达对和平的渴望，对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肯定，以及对二战时的侵略行为作一定的反省，并强调“不战承诺”。“首相谈话”实际上并不涉及具体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细节与解决，更多是口号式的象征。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自“村山谈话”之后，无论是自民党的“小泉谈话”、不久的将来马上就要发表的“安倍谈话”还是民主党的“菅直人谈话”都强调了要沿袭“村山谈话”的“不战承诺”精神，----这对于右翼先导的日本政坛已是口径上的“让步”。
当年菅直人提议以“首相谈话”的形式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这段历史表示歉意时，曾有一些外交事务官员反对，认为如果单独针对朝鲜半岛殖民历史发表“首相谈话”，对于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不太公平，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事端；甚至还一度斟酌究竟是采用需要内阁决议通过的“首相谈话”方式，还是由时任首相的菅直人以个人身份发表“首相的某一次讲话”的形式更为妥当。
众所周知，日常的首相讲话无需经过内阁决议，这也更加能说明需要经过内阁同意方能发表的“首相谈话”，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啻于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外交公约。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为什么日本首相多年以来轮番更迭，可能发表“首相谈话”却寥若晨星的根源。安倍的“谈话”有何期待？
12月14日，安倍妥妥的带领自民党延续了下一任执政权，喜笑颜开，底气十足。不管是乘胜追击还是沿着恩师小泉纯一郎的“首相之路”足迹拷贝到底，2015年的“安倍谈话”，几无悬念。“安倍谈话将如何落点来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有观察员向几位自民党党内人士打听，均表示尚无风声。对于二战究竟应该由谁负责的问题，安倍在回应日媒时回答的也十分暧昧：“应当由历史家来评论”。
作为日本政坛的鹰派首领、为数不多的再任期内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之一，会不会在“安倍谈话”中刻意忽略侵略的历史？如何在二战70周年纪念日斟酌措辞以平衡中韩等受害国与国内保守派的情绪？想必将成为国内外媒体追击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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