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2013年的五四青年节，已经成为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同各界青年代表座谈时，曾如此回忆自己的“烈火青春”。
童年习近平（左一）
不知道谁曾说过 “生命的底色总是在你不谙世事的时候就悄无声息地打好了”，当我们试图描绘站在中共权力殿堂顶端的习近平的脸谱时，只有重新去透视他那跌宕起伏的年少岁月，才能寻找到影响今日习近平性格和观点形成的最初雏形。
端午节出生的红二代
1953年的夏天异常炎热，以至于窗前挂苇帘、吹电风扇，在房间里放冰块，都不能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觉得凉快，最后要用芦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搭凉棚。当年的6月15日，也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完整的表述，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在这一天的中午前后，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呱呱坠地。
关于习近平的生日，官方资料只显示是1953年6月，并未透露具体日期。不过2010年6月15日习近平出访老挝时，该国领导人曾在欢迎午宴上为习近平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当时的媒体报道称，“习近平觉得也非常的巧，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端午节，而今天正好是中国的这样一个端午节。” 2013年6月15日，有韩国媒体转引朝鲜媒体报道说，金正恩（已）祝习近平60岁生日快乐。微信公号“学习小组”也在今年6月初证实，习近平的生日为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五。习近平出生前一年（1952年）秋天，习仲勋离开怀孕的妻子，从西北局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年冬天，习近平母亲齐心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北京与习仲勋团聚。进京后，习家住在东城区交道口的后圆恩寺胡同与南锣鼓巷交界处的一座四合院。像许多中共高干家庭一样，习家配有警卫、勤务员、厨师和保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可以说习近平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和其他高干子弟一样，习近平姐弟每年夏天随父母去北戴河度假，逢年过节或周末则经常随父母到中南海看戏，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此外，由于习仲勋长期主管宣传和文教，习家孩子也经常接触文化节的名流和艺术节的名人。用姐姐齐桥桥的话来形容，那是他们“最阳光、最灿烂、最健康、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童年习近平（前排右一）
童年的贵族教育
由于工作繁忙，习仲勋和齐心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全托和住校。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自小就被送进有“革命的摇篮”之称的北海幼儿园。北海幼儿园是当时专门寄养干部和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它“提供了比较好的游戏、生活和学习环境”，幼儿园开设有语言、音乐、美术、常识等课程多方面启发孩子的思维，扩大知识面。幼儿园还“针对每个孩子的兴趣，配有专门的钢琴、舞蹈老师，还有自己的小乐队”。甚至有来自日本的大夫指导保健工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一切为了培养革命后代和接班人”的地方，堪称全国最好的幼儿园。
据称，北海幼儿园还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孩子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北海幼儿园创办人于陆琳在《创办北海幼儿园》一书中曾提及，越南主席胡志明当年到幼儿园参观，一个孩子坐在他的腿上说：“胡爷爷好，胡爷爷爱老百姓，胡爷爷不剥削人！”而当另一位领袖是“国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来参观时，孩子们马上说：“国王不好，国王压迫人剥削人。” 有心理学领域的观点曾说，童年经历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但却保存在潜意识中，对人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或许正是这最早期 “革命观点”的影响，让习近平虽然在少年时期因政治饱尝磨难却终走上从政之路，并且在执政之初就坚定宣布中国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离开北海幼儿园后，习近平踏进有“红色贵族学校”之称的北京八一学校，开始另一段寄宿生活。八一学校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从曾任该校校长张小梅2009年在开学典礼的发言中可窥豹一斑，“50年代，毛主席曾多次接见我校师生代表；60年代周总理、朱德等老一辈中央首长多次来我校视察；八十年代名誉校长聂荣臻元帅为我校题词；90年代江泽民总书记为我校题写校名......”解放军第一位女中将聂力、原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以及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都曾就读八一学校。
由于学校实行寄宿制，所以习近平并不总能见到父母。但逢年过节回家后，习家子女先要做的是排成一排接受父亲训话，训话内容不外是自己如何参加革命，革命是怎么回事，子女们今后一定也要革命云云。习家兄弟“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在习仲勋潜移默化的教子家训里，令习近平印象深刻的，是团结的重要性。以至于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后来下乡和参加工作，习近平对团结的概念都有自己的独到把握：“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习仲勋的秘书张志功认为，正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环境的熏陶，才使习近平能经受住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子弟以及之后插队陕西的考验和磨难。
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赴清华大学读书照片（前排右四）
命运突变 苦难开始
习近平6岁的时候（1959年），习仲勋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继续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总理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了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也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不过，习仲勋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满十年的时候，一场横祸，从天而降。1962年9月，习仲勋因他人创作的小说《刘志丹》存在所谓的“反常问题”，被免去所有重要职务。从那时起起直到文革结束，习仲勋受到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可以说，习近平的童年和少年，半是阳光半是阴霾。文革还未开始时，政治斗争并未殃及子女，习近平仍然可以在八一小学读书。1966年文革爆发，一切开始变样。初期，红卫兵头目以高干子弟为主，比如贺龙之子贺鹏飞、宋任穷女儿宋斌斌，这批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的少男少女，在北京制造了抄家批斗等“红色恐怖”。有评论称，身处这样一个令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的狂热环境，13岁的习近平肯定也渴望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也幸亏习近平此时已属于“黑帮子弟”无法参加红卫兵，否则他也可能因为文革背负污点。比如当时的薄熙来，当年就曾参与殴打自己的父亲薄一波。
随着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日趋白热化，文革红人终于大开杀戒。此时，虽然经历命运的波折，但是骨子里的高傲和倔强丝毫未减的红二代习近平，因为“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家属揪出来。多年后，习近平依然能清晰地回忆其当初的一幕对话，“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当时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大会时，习近平是唯一一个未成年人，因为需要戴着铁制高帽子，他不得不用双手托着。生母齐心也被迫举手喊打倒自己的儿子。
与习仲勋有“忘年之交”的杨屏还披露了另一个悲剧场景：一个大雨天，被关押中的习近平因过于饥饿跳窗跑回家，希望母亲给做饭吃、换身衣服穿。但若如此的话，齐心将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习近平尚未成年的弟妹将生死难知。不得已，齐心向领导告发了此事，习近平绝望痛哭，在饥饿中再次跑进了雨夜，第二天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
习仲勋曾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其弟习远平回忆，“1968年，习近平……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到关中富平大姑家……一天一碗鲜羊奶……才慢慢调养好”。第二年，习近平主动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他解释原因说，“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此言非虚，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就是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杀去世。
知青岁月的蜕变
1969年1月，习近平到延安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从骄狂的贵族子弟落到低贱贫困的尘埃中，不到16岁的习近平自然不适应，2005年，已经做了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时，回忆当初，坦然承认自己开始的抵触情绪----别人天天干活，习近平却很有些随意，劳动并不十分积极，老百姓对他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习近平偷回北京却又被关进‘学习班’，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听从姨夫魏震五的建议再次回到梁家河。这次，已经接受现实的习近平才开始真正融入群众当中，他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很快成为一名壮劳力，“365天不歇”，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被跳蚤咬得“全身长疮”的身体三年后没了感觉，但是经常跳进冰渠中挖坝，却终究留了腰腿毛病。1994年，患了骨髓炎的梁家河村名吕侯生到福建求助习近平。资助吕侯生住院后，习近平曾和他感慨“我的腰和腿上也有疾，是在梁家河村遭得病。”
2000年，再次到习近平家做客的吕侯生，席间向彭丽媛说起当年旧事：一天晚上夜战回来，习近平的肚子饿得咕咕地叫，因为实在找不到吃的，吕侯生只好舀了两大碗玉米颗放进锅里煮熟，两个人眨眼工夫就狼吞虎咽“报销完了”。超常的劳作之苦或许可以遗忘，但是当年的饥饿折磨却令习近平记忆犹新。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谈及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时，提及自己做知青时，经历“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后见到猪肉忍不住生吃的经历，并称“那味道真是鲜美！”最后，习近平又说，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
“伏下心来”的习近平，在梁家河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并逐渐“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直至入党做了村支书。习近平在村里有了威信，也尝到了“联系群众的快乐”。他曾说：“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大力提倡中共官员重走“群众路线”并要求严格执行。
在这段动荡落魄的岁月中，习近平不仅结交了出生底层的农民朋友，还与文革初期与自己并称“黑帮三平”的聂卫平和刘卫平“臭味相投”，以及同在陕北做知青的王岐山结下了深厚友情。聂卫平现在是中国棋圣，刘卫平少将是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王岐山是众所周知的中纪委书记，习近平则执掌中共的最高权杖。“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这种年少时患难之情，往往伴随人的一生。它或多或少的影响并促成了十八大后，同为七常委之一的王岐山能获得习近平非同寻常的信任，在官场反腐操作中畅快自如的局面。
人生早期的大挫折，也让习近平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很少说自己痛苦的事，他心里有啥事就不多说话，有了委屈也不说……”比习近平小一岁的梁家河村民武辉如此回忆。在适应现有的环境并借此充实和巩固自己，这应该是习近平在人生第一次低谷中学会了调整自己，但是显然，他并未向命运低头。虽然父亲习仲勋被打倒的家庭背景，习近平的入团和入党申请屡遭否决，习近平依然用“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的行动来坚持自己在政治上的上进。所以，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曾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称赞习近平属于曼德拉一类的人物，“他们有强大的情感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1975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华大学，成为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知青。至此，他在这里已经度过7年时光。在自述文章《我的上山下乡经历》中，习近平表示自己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 这股气，或许就是十八大后，习近平在公开场合频繁提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习近平曾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习近平已经由一个涉世不深、骄傲不屈的少年，历练成一位成熟内敛、奋发向上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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