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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党核心”

近日中国政坛看似平静,实则暗波汹涌。周永康正式被移交司法,军队高层年内六次表忠心,与习在浙江省委共事5年的旧部舒国增入职中财办,与刘鹤搭档。深改组召开第七次会议,政令出一门。官场人人自危之后,军队反腐加码,多名将军自杀、被查……习近平正在成为毛泽东之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说再次喧嚣尘上。对此其实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那就是在称谓上,习近平何时能够重新拾起“党核心”的说法,被中共称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那时或许才能够直接说明习近平的权威到达了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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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为首”、“核心”、“总书记”

中共党史论述中将过去的领导人物按照“代”划分,按照中国官方的代际划分法,中共第一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四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目前的第五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上述提法的变化,其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共领导体制的转变。

虽然官方如此称呼,但是历史由人写成,在此处有两个地方要进行澄清,其一,毛泽东年代,官方的正式文件和新闻报道都是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例如在中共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中就写到,“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里,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脑,毛泽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的“首脑”。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也随后沿袭了“为首”的称号。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当时提及党中央时,都是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与过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法一致。不说“以华国锋同志为总书记的”或“以华主席为核心的”,盖因当时没有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大于总书记)。对当时的新闻报道有记忆的人都会记得“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毛主席逝世以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和英明决策, ... 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全中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之说法。不过后来,因为“为首”的说法太过“刺目”,而且毛泽东个人强权所造成的“文革”让中共深受其害,因此“为首”在随后被官方刻意“抹去”,统一改成了“毛泽东为核心”。而华国锋以及随后的胡耀邦、赵紫阳等曾经中共第一领导人,也因为各自的原因,被历史大潮浪打风吹去。

中共领导人称谓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89年。六四之后,连续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临危受命”。同时为了弱化外界对于中共“人在党上”的概念,确认江的“核心”和接班人地位,邓小平将毛追认为“第一代”核心,自封为“第二代”核心,也顺便利用创建新的“核心”概念来弱化江以前被打倒的领袖(例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党主席和总书记的领袖地位,转而将他们归为邓之下的“集体”成员,也便于解释打倒他们的合法性。江以后的论述延续了此概念,但在“第三代”以后不再使用“核心”概念。胡锦涛等了10年,仍未成为“党核心”。

从“为首”到“为核心”再到“为总书记”,绝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曾有学者分析,所谓“为首”,指的是“第一”和“老大”,一般指一个领导集体中排在绝对第一位的领导者,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领导人的“领袖”地位,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看,更加突出和服从领袖的“集中统一”。这种体制下,往往领袖人物的威望和权力要远远高于班子中的一般领导人。它的局限性在于风险概率大,一旦领袖犯错误,容易导致全局性的失误甚至灾难。

所谓“为核心”,指的是在领导集体中,领导人的党内地位上是平等的,重大问题要集体协商和研究,但还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资历深厚的领导人来把握大局,特别是关键时候,遇到重大问题难以定论时,就需要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来拍板。这种体制下,虽然还需要铁腕人物和强势人物来掌舵,但集体领导的份量在加大,决策失误的风险在降低。所谓“为总书记”,更加淡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议事。它是以主要领导人的职务来引述,更加平淡和客观。总书记是个党内职务,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以后谁当了总书记,都称以他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家都容易接受。总书记就好像是班长,一个集体总要有个头,有个领路人和主心骨。这种体制,有利于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正常化,防止“家长制的”领导、个人专断和“一言堂”。

习近平会否重新拾起“党核心”

回到当下,有印象的读者或许记得,在十八大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曾提出“集体总统制”,认为当时的中共九常委,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当然这个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学者甄鹏认为“总统”并不恰当,更为妥当的说法应该是“集体宰相制”,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中居最前列,是“百官领袖”。这种“总统”与“宰相”概念背后,是中国传统官场文化中的认知,想必西方学者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此文不着重讨论。

因为无论“总统”也好,“宰相”也好,都有一个“集体”的前缀,对此甄鹏认为,现代国家讲究民主,避免独裁。最有效的办法是机构分权,而不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着通病:不易形成共识,决策效率低。作为领导核心的总书记,常常遭到其他领导人的掣肘,平衡派系,改革难以突破。常委会虽然有分工,但是重大决策通常集体做出,责任应由常委会共同承担。周永康被抓后,有人把政法界的退步和腐败都归罪于他,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在此时就要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否会在江泽民之后,重新拾起“党核心”的称号?

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以影响力而论,习近平显然已经具有了“乾纲独断”的影响力。《纽约时报》就曾在一篇题为《“威武霸气”习近平》的文章中,用直白的语言称,“在担任党的领导人一年之后,习近平正显现出一个坚定而自信、甚至帝王式的国家主席形象,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六位。相比之下,他的前任胡锦涛则以充当精英阶层共识的乏味执行人为己任”。在更为实际的动作方面,习近平更是已经“驯服”了中国政坛。这些即使在党媒的报道中,也已经不再含蓄。军事上高级将领集体“效忠”,组织上成立多个“超级小组”担任一把手,党务上反腐倡廉收拾民心,理论上“中国梦”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中共全党的政治理念。对于一般的中国民众来说,看的最为真切的是,在宣传上,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已经将习近平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外交到内政,从崇毛到崇邓,从公共形象到私人生活,从微服私访吃包子到一代国母彭丽媛,对于习近平的宣传,无论从量级到幅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邓小平。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大程度源于新时代媒体发展的自我选择和官方宣传意识的增强,但是这还是勾起了一些经历过“泛政治化”年代老人的记忆。

在未来执政中国的几年中,习近平的权威最终会强化到怎样的地步,目前仍然很难下一个定论。对于正如此前所期盼的那样,对于已经有着七分神似毛泽东的习而言,应该具有足够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清醒的理智,不改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初衷,避免毛晚年专权独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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