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之后反腐力度未减反而增加强度，但有媒体经过梳理发现，官员走上贪腐不归路的背后，现行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漏洞是“能腐”的关键。北京时间12月17日，陆媒《经济参考报》撰文称，中共在反腐的背后，那些官员在被异化的官场价值观和干部选拨任用中的导向偏差更是进一步的助长了贪腐行为。以至于在官场上如果官员不贪腐，就会被“孤立”。因此呼吁尽快完善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和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净化官场生态，矫正价值观。
官场上的“带病提拨”
中国海南文昌市原委书记谢明中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目前已经减刑为18年。2008年，海南省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谢明中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检察人员在家中搜得巨额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仅人民币就有1200万元（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下同），除此之外还有美元、欧元、澳币等等。但尽管任职期间不停的腐败，但是因为树立了“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官形象，谢明中屡获提拨重用。
类似中国官场上“带病提拔”的例子屡见不鲜，今年5月《河南商报》报道的“新安县政协原副主席司机贪污案”引发社会关注，“车轮上的腐败”仍是反腐倡廉的沉疴，其背后是被人诟病的公车制度。而且，中纪委通报的中国多起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都存在着“带病提拔”现象，而“边腐边升、带病提拔”是长期以来的官场弊病。陆媒在采访的贪腐官员不少都是手握大权的地方“一把手”，谈起自己的贪腐原因，他们一致认为，现行权力运行中的一些制度设计漏洞和权力监督虚置，是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原因。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在任职期间虚开发票中饱私囊，四年时间报销各种接待、差旅费超过四百万元，超出规定职务消费的5倍多。其中一次，仅四天时间就报销了15万余元。而这样明显的违规，政府财务人员却慑于他的领导身份不敢多说，放任其违规报销。明显违规无人敢言，一些权力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了领导干部贪腐的便利。
报道称，权晓辉以他负责的政府主办赛事、演出活动为例，这些项目核算并无规矩可循，其布景、灯光、道具等设计制作价格空间大，主持人、明星也缺少市场价格参考，一些相同档次活动核算甚至相差数倍，加上缺乏专业评审机构，自由操作空间相当大。仅他本人就利用担任一些赛事和活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夸大账目概算，套取财政资金，同时还收受了某机构500万元回扣和一家公司225万元贿赂。
曾担任安徽皖北某县县委书记的刘某在落马后对媒体反思道，一个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往往权力至高无上，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人提意见，更没人敢指出其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这使得一把手往往处于没人监督的“真空”之下，成为无人约束的“自由人”。
官场“潜规则”盛行
值得关注的是，落马贪官们几乎都是从人情往来开始走上自己的腐败之路，而在剖析被“人情风”刮倒的原因时，除了自身信念不坚定，他们普遍都有种被官场“潜规则”裹挟，不主动适应就被孤立的想法。
一位正在狱中服刑的落马官员向媒体记者坦言，“潜规则”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虽然他曾经担任过纪检书记，但终究没有敌过“潜规则”的侵蚀。他说，“逢年过节下级来送礼，我很难推辞，因为我也要给上级送礼。这种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都知道。看起来危害不大，但实际上对整个官场风气影响很大，让人慢慢麻木了。”有评论认为，官场“潜规则”一方面是受社会不正常的价值观冲击而形成；另一方面，也与地方一把手的作风有很大关系，一把手的错误导向往往成为带坏风气的关键。
据之前媒体报道，安徽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曾在部队接受过传统教育，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曾对身边的一些吃喝送礼歪风看不惯，但很快就有人反映“他不合群”。张治淮说，“听到这些话后，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有了转变，有些事情也不自觉地融入进去，后来当上一把手后，更有恃无恐、带头搞吃喝送礼这一套。”还有，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被判刑后，该县约80多名“送礼干部”被免职。
大陆学者评论认为，中国要实现“不想腐”目标，必须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净化官场生态，扭转异化的“事事钱开路”和“靠人身依附”获得提拔晋升的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