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到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书记，习近平上位后的用人、法治观、协商民主、整风、深化改革，“五大存量”都或多或少能在主政浙江期间找到影子。外界有一种观点普遍认为，虽然习近平从河北到福建，再从到浙江到上海历练多年，但是真正对其仕途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五年。一方面，对其个人性格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其兼具了北方人的粗犷和南方人的细腻；另一方面，十八大后的系列执政思路，以及正在渐次成型的中国模式，堪称放大版的浙江模式。比如法治浙江对应的法治中国，不惟票只惟实对应的民主观，以及深入基层对应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等等。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任上调任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职务。一个月后，习近平接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到2007年调任上海时，习近平虽仅在浙江工作了五年，但这时的他已经是“一把手”，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抱负。而随着身份之变，习近平背后的“五大存量”也在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热度。
“法治浙江”下的“法治中国”
首先，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法治浙江”的建设。可以说，“法治浙江”是经由习近平一手培育起来的。从2004年谋划开始，到2005年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再到同年底浙江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直至2006年4月率全国之先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除了强调“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外，《决定》还明确法治浙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政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法治水平”。强调党委、人大、政协在建设法治浙江的领导、推动、促进作用，着眼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法治政府建设，以维护司法公正为主题改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提出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注重用民主的方式、依靠法治的力量来治理社会、调节关系、平衡利益、减少矛盾，是习近平当年推行“法治浙江”的内核。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谓“法治浙江”的放大版，比如围绕“怎样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具体化阐述“法治中国”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法治建设的步骤等。
此外，习近平所著《之江新语》中勾勒出的完整的关于“法治”的主张，也贯穿于在四中《决定》始终。比如坚持科学维权观，把维权工作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建设新农村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党的领导是法治的根本保证。凡此种种，从浙江扩大到整个中国，延续中也在不断深化。
从温岭模式到习近平的民主观
除法治观成型得益于“法治浙江”外，习近平不惟票只惟实、强调公众参与式的民主观，也离不开其在浙江期间的民主实践。事实上，作为协商民主典型存在的温岭模式，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温岭模式与协商民主在理念、方式和程序上基本契合；另一方面，民主恳谈会的组织者以及议题的公共性，与公众利益关联性的特征，也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李良栋教授在考察温岭民主恳谈时评价，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这种有效的基层协商民主方式，对于全国的基层协商民主都有示范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担任浙江“一把手”期间，温岭模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2004年，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年，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被评为“中国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参与式预算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还分别获得第五届、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提名奖”。同样是在2004年，习近平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
时间线拉回到当下。习近平借由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的场合，初步阐述了己方的民主观，也大抵脱不开温岭模式。比如其在讲话中提到，“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诸如此类的阐述，既是对“协商民主”的特点的总结，也为如何落实“协商民主”提出了具体实现路径。
“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从浙江到北京，习近平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标签”，那就是整风和群众路线。“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来到浙江后，习近平系列调研也马不停蹄。2003年9月，他带着浙江省三级主要领导，到问题多、矛盾集中、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浦江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明确要求预先告示、广而告之。以浦江下访为序幕，浙江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为了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习近平还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用大白话谈大问题，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此外，习近平在主政浙江时，还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一年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就因为不作为而受到处分。而类似的反四风和实地调研，在十八大后上台至今从未停止过。十八大后不足20天，习即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紧随“八项规定”之后，以“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为核心的整风运动，以及自2013年6月18日启动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让“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大扫除再上一个台阶。尤其是习亲自坐镇河北整风运动，不仅时间上持续了罕见的四个半天专门会议，更可由此推断出高层此轮大扫除是在走过场还是动真格，以及习下猛药震百官的诚意。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展开、高质量推进”。高起点开局已经历历在目，官不聊生沸反盈天。高标准展开后，高档会所关张歇业，公众最为关切的“三公”经费支出、跑官要官、会员卡腐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等都有了制度保障。高质量推进的第一阶段检验标准“合格”，第二阶段的推进也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季”的排兵布阵中取得实效。
此外，“五大存量”之外的用人和深化改革，得以盘活后也在习近平执政的两年时间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用人方面提用旧部，“浙江帮”呈现崛起态势；深化改革方面巧借浙江期间的改革经验，包括在经济层面如何更好地“腾笼换鸟”。笼而统之，将习近平当下的治国理政方略与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的种种作为结合起来比照，既有浙江如何改变习近平的挖掘，也有习近平如何巧妙地将浙江的经验嫁接到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上。通过溯及过往，盘活存量，不仅可以更好地读懂习近平，也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国未来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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