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残酷的。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如方志敏就写了《可爱的中国》。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直到后来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
江青对她在上海时期的经历讳莫如深，阎长贵就是因此惨遭冤狱。图为江青旧照
2009年7月，一篇《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捞出来三个老舍？》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近年来，口述史因为与事件当事人密切相关而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这个新闻让人们重新打量口述史，思考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长期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向继东通过采访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展示那段历史的幽微之处。
送错一封信，即成阶下囚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给江青做了一年的秘书。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向：后来怎么失宠了？
阎：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宠”过。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为忙，不断地收发文件和接电话，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看完的。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