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领导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敏感且重要的领域。一般认为，如果失去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意味着国家政治危机的到来。也正因此，不管谁执政，意识形态领域都会或多或少遭遇风雨。譬如，2013年，习近平的“8·19讲话”就是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实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展开的。而今年，在周永康、徐才厚这种重磅“老虎”落马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不仅疾风骤雨，更是忽明忽暗难以琢磨。
继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之后，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再次让外界看到了中共领导人的开放姿态。然而，意识形态领域却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最具典型的就是2014年11月，《辽宁日报》一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文章，批评大学课堂上教师“呲必中国”的现象，给人一种回到了 “斗争漫天飞”，又见“毛时代”的错觉。
这只是九牛一毛。但在弘扬意识形态斗争最卖力的报刊，还应属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的《红旗文稿》。从2013年开始，《红旗文稿》先后发布过：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找准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有人妄想以普世价值改造中国；意识形态没有终结；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亟待加强；打牢意识形态领导权等近60多篇言论文章。而近日，一篇标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集中倾向》的文章，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批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虽然依旧是老生常谈的“阶级斗争”论调，但因其党媒身份以及影响之大，舆论场一如既往的沸腾起来。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红旗文稿》文章都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始终保持着奔走在意识形态第一线的传统----“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现实危险、多元思想文化对主流价值取向的侵蚀、民生热点问题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网络负面消息对共同理想信念的蛊惑、社会转型深刻变化带来的思想行为多样性均不可低估……”可见其工夫之深。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论调依然保持着毛时代的色彩，在其浓烈的斗争言论里都有着一个模棱两可的影子，即所谓“敌对势力”。
其实在中国，每当意识形态领域喊打喊杀之际，必然会有“敌对势力”的角色。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曾对“敌对势力”做过一个来龙去脉的梳理。按照他的研究，该词根源自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出现是 1948 年的《人民日报》，截至 1958 年，在该报上提及“敌对势力”时还未涉及中国国内问题。 1959 年情势巨变，第一个高峰是 1959 年对彭德怀的批斗之时。体现在《人民日报》上，有 10 篇文章提到“敌对势力”，其中 6 篇与有人反对“大跃进”有关。1978 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但在 1989 年后又异峰突起，至 1992 年前达到峰值。此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各有一次高峰。从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来看，“敌对势力”第一次出现，是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此后，十五大有，十六大有，十七大无，十八大有。
如此来看，“敌对势力”并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划定精确的词汇，它更像是一种警惕民众，威慑政敌的符号。但近年来，随着民主意识的推进，这种“只要是中国发生大事，必是敌对势力怂恿所为”的说辞，越来越难说服民众。尤其是当民众对政府腐败行为产生疑问之际，一些官员总以“敌对势力”加以搪塞，也让民众对官方的“敌对势力”认知上渐行渐远。甚至出现了，官方越提“敌对势力”，民众越对此不屑一顾。
以“占中”为范例，香江遍地的敌对势力，究竟是中共一手炮制出来的假想敌还是确实狼烟四起？按照某些官员和媒体的话语逻辑，“占中”打的是“民主”、“自由”旗号，受的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外在影响。“占中”从表面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是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搞乱香港进而搞乱中国的图谋。但这些说辞，表面看是在剑指占中运动“敌对势力”，可在香港街头上，那数以千万计港民有能有多少“敌对势力”呢？在这种切实的现实感受下，民众自然不会买账，如果这样的情况，官方媒体依旧坚持在来无影去无踪的敌对势力上做文章，无疑只在自说自话，甚至还可能因过度滥用，让更多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倒向敌对势力的阵营中去。而中共不假思索地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外部敌对势力，也会恶化“占中”局势。有媒体调查表示，当下网络舆论场更愿意相信，中共之所以一再搬出“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维护己方的专制统治，所谓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依靠政治。基于此判断，故而每逢敌对势力从官方口径流出，总能掀起一阵讨伐和揶揄。目前，以党媒《红旗文稿》、官媒《辽宁日报》等为代表鼓吹敌对势力、阶级斗争的现象，从各个方面也是在告诫中共意识形态出现的危险苗头，如果不正视这些苗头，不做出相应的改变，那么将会为中共和整个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麻烦。
要知道，中国政府历年来所面临的一些大问题，其实都不在所谓的“外部势力”上。从党内腐败、政府执政能力、社会冲突等，中共所面临的困难多来自其内部，甚至可能导致政权失守的风险也都在内部。中国政府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让自己的民众整日生活在“敌对势力”的渗透下，其最大责任人也应该是政府工作有所缺失，而非“敌对势力”。正如当年的苏联，那场发生在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中的教训十分沉痛。如果我们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势力”，那2000万的苏共岂不是比200万的苏共更能抵挡西方的势力？所以，将苏联垮台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于西方，显然是不理性的！而苏联以20万之微弱夺取政权，以2000万之庞大失去了政权，足以说明湮灭一个政党的风险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内部的问题都不重视，不解决，要拿什么与“外部势力”对抗呢？这些年来，“敌对势力”已经成为中国某些官员的挡箭牌，很明显这种心态与习近平所提倡的执政能力现代化是不符合的。更可拍的是，这种树敌思维应从意识形态领域泛化到了很多问题上，这也是中国政府亟待关注的舆论信号。如果中共与此前的苏联一样，做出将政权失守的风险误判为来自外部，那么就会放松对内部问题的警惕，而这种误判将导致中共执政发生严重的危机，甚至重蹈苏联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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