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解放军报》再度刊论《必须夺下吃党饭砸党锅的人的饭碗》，文中气势汹汹说道：“外敌强攻不足畏，木马藏奸最可怕。对那些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人，不但不能给饭吃，还必须夺下他的饭碗‘砸锅’者肆无忌惮，‘砸碗’就决不能手软！
”诚然，这其中自然有执政党的必然逻辑。但一如人们所忧虑，近来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巩固统治秩序，中共官方喉舌先是提出有“敌对势力”，继而是惩处“内奸”（所谓的代理人阶层），甚至连阶级斗争也重新被搬了出来。坦白讲，这些都轻易复苏人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痛苦记忆。有一种不得不说的追问，中共执政已经65年，早已不再是与所谓的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斗争年代了。中共当下面对的是13亿中国公民，套用西汉初年陆贾“教训”刘邦那句话“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之”，中共当年以革命得天下，是否还可以以革命治天下，继续革命党的“优良传统”？
因为几句所谓的出格言论，《红旗文稿》12月中旬点名某些微博大V。该文特别提到“某知名经济学者”、“某著名演员”、“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近乎直接点名茅于轼、孙海英、任志强“污蔑共产党的领导”，在舆论场上再掀波澜。
可以想见，《红旗文稿》绝对不是偶然的个例，正如早前《环球时报》等媒体所承认的，《红旗文稿》或可代表中共党内相当一部分的立场。一些人认为这是该杂志为上述三人戴上“反党”帽子，有人惊呼“文革再现”。是的，按照这个理论，阶级斗争不会停止，他们大概可以列入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代言人的范畴吧。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海运在《西方代理人阶层在中国已形成》称，西方代理人阶层在我国已经形成，而且气焰嚣张。其中，既有长期接受西方灌输、被西方洗了脑、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所谓公共知识精英，更有贪污腐败、掠夺国家财富自肥的“权贵利益集团”。
对敌人当然要用无产阶级的专政手段，这是中共在建政之初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然逻辑。正如本文开始所提到的，他们敢“砸锅”，中共就要“夺碗”。突然之间，这些显然被排除出“人民”范畴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列入了官方喉舌的打击对象，成为现下的阶级敌人了。于是，似乎火药味的气息又渐渐浓烈起来。
但一个客观的基本现实是，中共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旧有的生态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单单以阶级斗争为例，中共领导革命遵循乃至建政初期都将列宁的专政学说发挥到极致。列宁将专政定义为“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这就是说，在独裁专制体制下，革命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但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必须“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地采用暴力手段，而且在执掌政权后也必须“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地采用暴力手段“维持政权”，即巩固政权。
然而，正是如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共建政依然奉行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当真造出了不少阶级敌人，个中有他本人的逻辑，但是结果呢？反右倾、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断以破坏既有的秩序为目的，1975年宪法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写入党章和宪法，体现着有组织的现代性。似乎只有不断地反击敌人，政权才能保持安全。于是，阶级敌人越打越多，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人伦泯灭，那个黑暗年代的悲剧成为国人不忍去解开的深痛。而今，历史不远，经历者尚在人间，不知有几人希望重新回到那场噩梦之中？诚然，“革命”理应不断调整阻碍历史的生产关系，但并不是将中国拖入暴力革命的漩涡中，永远难以自赎。
实际上，阶级对抗的思维实际上仍主导着中共官方的执政行为。不过，阶级专政思维并非是中共始终无法从革命党脱胎到现代化执政党的唯一痕迹。在很多方面，中共同样都无法褪尽这样的底色，类似的革命党气息在中共身上表现得根深蒂固。经历过多少年制度化改造和统治秩序的重建，相信人治、迷信领袖个人胜过一个长久制度的安排，中共归根结底还是相信一个非常领导人的非常手段。习近平的领袖角色正在确立，但是轻易没有人认真思考，习近平之后呢？中共还会寄望于另外一个如习近平那样强势的领袖来汰除弊政、稳定阵脚吗？
再比如，党政不分，党权凌驾一切之上。在四中之前，大陆海外曾再度爆发一场党大还是法的争论，这一争论直接延续到《红旗文稿》刊发的“专政与法治”冲突与否的争论。此次争论在号称“政法王”的周永康被铲除的背景下显得极具紧迫性。其实，作为中共的职能部门，不独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凌驾政府，整个中共上下都在整体上未能理顺在一切权力问题上的领导者角色。执政党的权力不受约束，甚至公然违法司空见惯，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中共的整个统治秩序。
其实，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早在江泽民时代已然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但是知易行难，口号空转了多年，相反反而在稍后周永康执掌政法的时代，涌现了公然以复苏文革为“特色”的红都实验。不得不说，当年温家宝痛斥封建残余与文革遗毒的那段话的确初触到了中共的那根神经。习近平上台，提“第五个现代化”（即执政体系和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又高调以“依法治国”做号召，可以认为正是为此而发。但是，这不仅需要中共有自知之明，更重要整个官僚体系主动放弃对特权利益的占有和觊觎，这无疑于割肉！在此次利益格局的调整中，中共可能遭遇最有顽固的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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