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之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在2014年的年末岁尾走向了高潮。令计划12月22日被中国官媒宣布落马，尽管这件事让众人等待已久，但仍然引出了人们对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一轮关注。早在今年8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专栏文章，他认为，如今腐败的形式已经威胁到了执政党，反腐变得异常艰难，如果不坚持反腐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有分析认为，鉴于“大老虎”们的落马，使中共对反腐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和反思。其中，如何重新建立新的政治生态是当下中共甚至习近平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中国前20年时期被外界成为“集体性腐败”，但是更多的是“地方性”的集体腐败，但随着薄、周、徐的“出现”，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套系统性的腐败链条，而外界也将其称为“政治寡头”。那么什么是“政治寡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北京观察家人士直言不讳的表示，中国可以看看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现在的乌克兰，甚至是越南。所以，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习近平的反腐用意，整治那些给政治生态带来破坏的“寡头们”，或许是为了能更好的建立新的政治生态打下基础。
习近平与普京
俄罗斯的“寡头时代”
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个金融寡头。从此，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七大寡头”。（这7个人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当时在叶利钦的就职仪式上，“七寡头”一字排开，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画面。他们集体亮相，似乎宣告着“寡头时代”的来临。俄前代总理盖达尔曾经甚至称，寡头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政府人选。所以，俄罗斯人对寡头深恶痛绝。根据媒体报道，在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控制了俄罗斯50%的经济命脉，并且在政坛翻云覆雨，最著名的当属别列佐夫斯基曾放出狂言：“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来当总统。”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职，任命普京为代总统。从此，寡头们的好日子陡现拐点。普京一上台，便要“杯酒释兵权”，他对寡头们约法三章：赚钱可以，但是别碰政治。对于这一警告，有人不屑，有人谨慎，也有人愤怒不已。别列佐夫斯基是愤怒的那一个，借2000年8月12日“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爆炸事件对普京发起猛烈攻击。没过两个月，他便因“洗钱、藏匿外汇收入和怂恿金融诈骗”三项指控遭通缉。当时，正在法国的别氏开始逃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从此再不曾回过祖国。还有，与别氏一样沦落他乡的传媒大亨古辛斯基。他在2000年的大选中站错了队，借媒体丑化普京在车臣围剿非法武装，从而成为第一拨被收拾的对象。他被迫卖掉媒体帝国的股份，并一度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最终，他落脚以色列，成为一只被拔了毛的“鹅”。当然“七寡头”中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折翼。斯摩棱斯基、维诺格拉多夫、马尔金都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之后又都因各种罪名遭检察机关起诉，每个人都被整得气喘吁吁。唯一善终的是弗里德曼。当年，他在“七寡头”中资历最浅、名气最小，普京上台时还羽翼未丰，所以行为谨慎，做生意还算老实。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私有化的“乱世”中一夜暴富的寡头们，在几番较量之后，寡头们已经深谙一个道理：绝不能和国家作对。
纵观以上不难看出，普京上台之后想彻底理清俄罗斯钱权纠结的乱局，摆脱俄罗斯寡头政治集团的控制。曾有专家把普京的“劫富济贫”过程总结为：打击大寡头，依靠小寡头；打击一批大寡头，扶持另一批大寡头。这种说法虽残酷，却入木三分。普京并没有将寡头们一网打尽，而是收拾了干政的、留下了听话的。从“经济问题”入手来解决寡头的“政治问题”，是普京修理寡头的一大特点。他重拳打击寡头们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另外，普京也制定了一系列目的在限制寡头垄断的政策，比如清点国家资产，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打破寡头的垄断经营，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立法保障等。当然，寡头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对不干政的寡头，普京的政策则是以安抚利用为主。实际上，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普京终结了“寡头政治”。
然而回观当下中国，似乎有“俄罗斯寡头”影子。北京观察人士认为，在已经被查办的徐才厚、周勇康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背后的一套系统，寡头政治以来，中共党内就会搞分裂，“一个寡头一个政党”的情况长期下去，国家即会遭殃。因为寡头只有自己的利益，没有国家的利益，没有社会的整体利益。所以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生态，是习近平如今反腐的意义所在。
习式反腐意在反寡头
美国克林顿政府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认为中国目前即是“寡头政治”，中国目前不少官员都是“太子党”出身。事实上，台湾、日本、韩国乃至美国很大一部分的政客即“太子党”出身，也属于“寡头政治”。纽约大学教授夏明也认为中是“寡头政治”，提出中国的统治阶层建立起了一个共同分赃、维稳的体系以阻止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把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拱手给了全球的资本主义以换取西方大国的容忍。在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寡头政治”的概念被扩大到包括政府和军方官员，并暗示了“裙带关系”的重要，只有裙带关系的人，才能进入权力圈，或是委以军权，这样执政群才比较安心。因此，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执政中国之后，其已深刻意识到党内的某些“寡头”阻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此轮反腐用意显而易见。所以，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两只“大老虎”的落马时，普遍大众以为反腐败运动应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在年末冬至之时，仍给外界抛出“惊喜”。自此关于之前有些分析认为中共反腐势头下降的声音瞬时停止。但是，从周永康案、徐才厚案，甚至是两年前的薄熙来案件中，不难看出中共现在的腐败具有寡头性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腐败案例都具有寡头背景，很多“苍蝇”层面的腐败并非如此。有媒体评价，寡头腐败已经成为今天中国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寡头俨然已经成为现实。在这个方面，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例如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并无多少差别。有评论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寡头”要开始转型到“政治寡头”。当“经济寡头”动用其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干预政治时，执政党的整体利益甚至生存就面临直接的挑战。这些年来，高层政治所面临的很多挑战都和寡头有关。
所以，令计划的落马并不能制止中共反腐的势头，在北京研究中国时政的学者看来，中共反腐应当继续延伸到其他更多的寡头领域。若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腐败其实刚刚开始。之前中国的历届高层领导也都会说，腐败要亡党亡国。但当时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样说无非是要对干部官员做一个警告作用。不过，现在所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已经向人们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由腐败所导致的“亡党亡国”过程的确已经开始。很显然，如果不整治，离“亡党亡国”也就不远了。更为重要的是，“亡党亡国”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和一个无奈的社会。类似像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评论人士分析认为，中共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者对反腐败有坚强的意志，就能动员起远远大于既得利益和寡头的能力，克服后者的强大阻力，把改革推向前去，实现长治久安。今天，中国已在习近平的带领下走出了第一步，之后该是如何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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