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一向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宣传系统历来备受重视，属于中共中央的重要部门。正是基于这种身份定位，使得中国的宣传系统自然而然的格外强调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原本在革命时期理所应当的宣传体系，在今天的建设时期却遇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结构性难题。
《新闻联播》被民间嘲讽为“不接地气”
在革命时期，中共"笔杆子"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不仅有效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共的观点与立场，还同时有力地向国民党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赢得了众多的支持与同情。
然而，在中共建政之后，仍然延续了将舆论场当作前沿阵地的做法，大陆所有媒体严格收归政府管控，媒体的监督功能荡然无存，新闻从业者转而成为宣传工作者。在这一大背景下，大陆媒体完全成为政治意志的体现，其发声既无关切实民生，也无关客观事实，以至于"亩产万斤"的新闻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陆最重要的党媒《人民日报》，而无人指出其荒谬。
虽然在八十年代，借改革开放之风，中国的整个宣传系统也增添了许多开明、开放的气氛，不仅开始贴近实际，纷纷着手报道现实问题，而且也一度为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碰撞提供了平台。然而这种开放仅仅昙花一现，"六四"事件之后，中共立即收紧对意识形态的管控，而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丁关根出任中宣部部长和中宣部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面接管中国宣传系统长达10年，使中国的宣传系统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模式，例如：对于大陆只报道正面新闻，不报到负面新闻；只准报道和党一致的声音，不准报道"杂音""噪音"；延续革命党时期的宣传系统身份定位，为党的喉舌，而非为社会传声……虽然在2002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宣传系统做出了贴近社会、多报道民众生活的努力，但由于对自身定位的偏差，其贴近社会的尝试性努力仍更多流于表面，且丁关根时期的许多工作方式仍然延续至今。在过去通信手段落后的时代，宣传系统的结构性弊端并未显得特别尖锐，而在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在各种社会现象、观点与思潮的冲击下，迅速地变得更加开放、多元，此时宣传系统的陈旧与僵化就显得尤为扎眼了。当网民习惯了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及时与多元后，传统官媒喉舌就成为众人揶揄讽刺的对象："看新闻联播觉得我们已经生活在天堂，这里没有贫穷、没有霸权、没有腐败，百姓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看微博觉得我们生活在地狱，这里充满了强拆、霸权、腐败、充满了不公、民族矛盾日益深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矛盾冲突不断。"而中央电视台则因《新闻联播》的习惯性假大空与不接地气，被网民们将其简称"CCTV"调侃为"CCAV"，暗讽其流氓。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并非官媒喉舌的落伍与逐渐被民众边缘化，而是时至今日仍旧残存着顽固的"阶级斗争"类革命党思维方式。今年9月，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借党媒《红旗文稿》宣扬"国内阶级斗争永不熄灭"，不到一个月后，《求是》原副总编刘润再次借《红旗文稿》宣传阶级斗争，呼吁不要上"普世价值"的当。而数日前《红旗文稿》再将当代的"阶级斗争"引向"新境界"--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批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党媒对"微博反党"一词的创造，以及利用公器将批判的的矛头指向个人的做法，均令许多人想到文革前康生发明的"小说反党"和文革期间的"大字报"。
长期以来，将自身定位为革命党身份的中共话语体系时刻彰显这浓厚的"斗争"色彩。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都能看到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左右着中国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官媒仍停留在"斗争"思维的年代，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对一些并无政治恶意的不同观点统统进行政治扫射，四处树敌。在今天的包容而多元的世界趋势下，竟将大批公知、普通网民都视作阶级敌人，将其按上"反党"的头衔。
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中国的宣传系统面临结构性挑战，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转型，来适应中共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需求以及社会转型的挑战。中共的宣传部门之所以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其一，它难以摆脱中共机构的限制，导致其思维僵化和不接地气，一元化思维主导，难以适应多元化社会的现实挑战；其二，保留着革命时代留下的思维模式，比如阶级斗争的观念仍然存在，而没有认识到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包容与多元才是发展的前提，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阻力；其三，没有认识到社会已经发生的剧烈变化，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脚步，仍然活在过去和"历史"当中，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落伍，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宣传系统的改造已不能仅仅通过替换经理人或工作者来实现，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只能从改变中国宣传系统自身的定位与结构入手。首先，中国的宣传系统要从自身的定位上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不在将自身局限为党政机关，只注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领域，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要立足于人民，从大众、社会的切实需要出发；其次，改变过往革命党的意识形态，真正向现代化的执政党治国思维方式转变，放下阶级斗争思维，采取包容的姿态，为多元的声音提供平台，增强自身活力的同时也让自身成为中国社会的活力来源；再次，在互联网时代必须改变过往僵化的宣传作风，高大全的报道与格式化的语言都将使自己被巨大的网民群体边缘化；最后，要重拾宣传系统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作用，真正成为"第四权力"而非政治权力的附庸，才能完成其根本使命。
不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宣传系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共一直有深刻的认识。要实现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应当从宣传系统的现代化做起。因此，在官媒喉舌屡屡出现"左"的危险苗头，宣传系统落伍、僵化的弊端日益凸显的时候，重铸中国宣传系统结构已成为中共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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