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根本上说，一个较老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对于一个多有恩怨、又在急剧崛起并有巨大潜力的邻国产生猜疑、恐惧以至内心里不希望你强大，也是“人之常情”，19世纪后半期德国崛起、20世纪前期美国崛起时也多多少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日本学者分析认为不少日本人看到“中国迄今仍然念念不忘过去日本侵略的罪行，因而不由得担心一旦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用同样方式来报复日本”[7]。在中国人民看来这种担心不但没有必要，甚至有些可笑、荒唐，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很难强求，只能在了解和尊重其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做工作。一个国家的强大，意味着对周边国家关系结构产生新的影响，旧的势力平衡被打破，必然需要新的调整。在这一时期，新兴国家如何主动地消除别国的不安心理，建立和平形象，争取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使几个处于优势但害怕新兴国家赶上和超过的大国、强国对其进行遏制的企图难以形成气候，是使国际关系不致于发生重大动荡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诚恳地告诉笔者，根据日本在60年代经济崛起以后的经验和教训，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应该对5年到10年后面临来自外部的更严峻的遏制行为(一边受到别国挑剔一边又被要求对国际社会更多地作贡献以及自我牺牲)有思想准备并考虑好对策。
4.要了解日本近年出现的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里面包含有因为日本自身经济徘徊而带来焦躁不安的成份，还有不仅针对中国一国而且指向各主要大国的普遍性不满情绪。关于前者，本文已经提及，这里主要想指出后者。像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等人，广义上还包括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内心既反“中国的霸权主义”，更是在深层次反对美国压制日本。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右翼在骨子里考虑的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寻求“不受制于人”的强国地位。石原慎太郎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即要从根本上“推翻三座大山”，日本才能有真正独立。这是指否定“美国强加的”战后新宪法、否定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所有战争行为作出有罪判决的战后远东国际审判、否定限制了日本发展军力和行动自由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8]。近年里日本因经济无力与美国抗争，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无法把握，对于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所以右派只能主要骂中国或通过对中国说不来表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不满，但我们还是应该了解日本社会较具普遍性的这种深层心理。
基于上述判断和分析，本文对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以下的一些想法和建议。首先，不要仅从少数反华言论去判断日本的整体走向，据此来制定对日政策，而应更多地着眼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去做工作。有时明知有人在挑拨离间，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大陆和台湾之间制造矛盾，明知其在不顾事实地瞎说，在煽动中日两国间的对立，对此当然有必要予以回击，但一定不要忘记更高层次的斗争，即与右派争夺群众。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主张现在仍然是对的，因为这既是中国执政党关于团结大多数人的政治主张的必然延长，也有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广大日本人民赞成的事，哪怕有不合理成份，也不要立即正面地全盘否定；广大日本人民不赞成的事，也不要过于强人所求。当然中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该说的要说，但即使是正确的，如果会导致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对立的，则也应点到为止，从长计议，从大局着想。
第二，如何去回应日本近几年里出现的一些不友好言论乃至“嫌中”的倾向呢？我认为必要的解释和反击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以大国的胸怀、度量去争取大多数日本人民的理解和对中日友好的支持。日本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不守信誉、索取贿络、执法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提出批评和不满，应予虚心接受。对于日本担心中国走向军事大国或对我“人权”、民族等问题，不要一概斥之为恶意，对其中故意寻衅者的回击，也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注意分寸，不感情用事。牢记斗争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争个明白和输赢，不是企求少数的花岗岩脑袋产生慈悲和西方出太阳，而是为了让大多数群众了解真实的中国并支持中日友好，因此千万要避免把对少数人的回击变成对整个日本民族和人民的否定。对于日本重视一些枝节问题的习惯思维方式，既要妥善回应，又要站在更高层次上去显示风范，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说对华ODA被抹煞和没有得到感谢等，中国学者列举数据证明并非如此，领导人则重新表示了谢意，这种以退为进的对应，反而在日本得到了理解，不少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指出日本过去接受世界银行贷款修建新干线同样不为大多数国民所知。[9]
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已故木村一三先生曾对笔者说，要使大多数日本人亲近中国，还是应该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存小异求大同，尽量扩大朋友的圈子，孤立少数的右派。中国还应提出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浅近易懂、又有心理感召力的“王道论”口号(与美国搞的“霸道”形成对照)和实际可行的促进世界和平的主张，这样才能获得大多数日本人发自内心的尊敬。[10]第三，对不少右派、保守派也要尽力做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曾使不少右派转变了立场，如战争中有罪行的笹川良一，曾属极右“青岚会”的渡边美智雄，等等。仔细观察现在日本不少批评中国时言辞颇为激烈的政治家、学者和舆论界人士，大部分属于对中国不了解而人云亦云，或是因为觉得受到中方“不公正待遇”、心里有委屈。事实上有几个前几年被中方冷淡的人士，一度逢中必反，但经过做工作，并让他们来中国看看真实情况后，其观点已有转变。怎样使右派、保守派至少中立或无害化，而不是把他们赶到没有退路的角落上去，是值得研究、重视的问题。从某个意义上说，让有所转变的右派来做右派的工作，要比中国出面更有效果。
第四，针对日本社会表面骄横内心自卑的特点(这种心理在右派、保守派身上都有反映，也是不少老百姓易于认同某些反华言论的心理背景)，即使进行批评时也应尽量不用猛烈敲打、搞运动的形式，因为这样做效果可能恰恰适得其反。针对日本右派既反华更反美的特点，中国是否不必也把批判日本国内的右派、民族主义动向的所有责任都包揽下来(事实上如果没有韩国、东南亚的共同声音，仅由中国来解决与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是难以办到的)，也不要让美国退居二线并在中日争论中获得渔翁之利。对于一些阻碍中日关系面向未来的历史问题，如南京大屠杀事件，虽然日本国内有一部分右派妄称虚构，但即使是日本政府也已表态“发生了对平民的无差别杀害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否可以组织双方学者进行联合调查研究，先从整理和公布历史资料着手，尽早使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或相近的认识。
第五，学习周总理，把工作做到日本人民的心里去。据长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友人介绍，日本人为之倾倒的周恩来对日外交有以下几个具体做法：
1，周在会见日方人士前先要听取有关对方的个人及家属情况及其爱好的介绍，会见时总要指名道姓地谈及对方的个人和前一次见面时的话题等(如对方的女儿是否已经大学毕业和工作了)，令人感到亲切和个人受尊重。
2，周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每次都要说“中国发展得还很不够，看了以后请多批评”。
3，周总是让对方先说，然后自己说，也不在会见时做长篇讲话。
4，每次会见时周都会有意无意地谈及一件有关日本的具体事情，如日本的豆腐好吃等。
5，周在百忙之中除了会见日本高级代表团以外，还经常会见农民、学者等群众代表团。
遗憾的是，今天中方这样做工作的不多，而李登辉等则接了过去，争取到了一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日本人的同情。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应该对做中日友好工作有新思维，并着眼于年轻一代。在双方的地方和民间交流中，要进一步淡化政府色彩，让国民之间在直接交往中增加理解和信任，有时一名歌星影星被日本社会接受，其影响会比官员访问大的多；扩大日本地方议员与中国各地人民代表之间的交流渠道；让国内的各种声音(批日的和喜欢日本的)都能参加到交流中来，使之确实地了解中国新的变化和正在发生的价值观的多样化；为日本小学、中学生来中国修学旅行(几乎所有日本学校都组织去国外参观交流)提供更多的方便，最好让日本青少年能有组织地住到中国老百姓家里进行直接接触；让两国的年轻一代培育起共同的兴趣爱好乃至价值观，比如在保护环境、爱护唯一的一个地球、支援受灾和贫困地区、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等等方面寻找共同话题进行对话和联合行动。
友好是一种感情，遇到问题和挫折会发生动摇，而相互理解则比较理性，是长期友好的真正基础。笔者相信，通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增进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对中国友好终将成为日本各界的主流意识。
注释：
[1]北京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尚会鹏的如下分析与笔者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认为：“日本人的控制内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们在别人面前是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文化上相似，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日本跟中国同属于东方国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呢我有一句话，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远’”，“日本人缺乏一个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这样的一种主体的意识形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杂交”的特点，那么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虽然进入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自我认同上，它仍然有一种危机感”，“日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有一种焦虑，他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整个日本像一部雷达一样，时刻跟踪世界，唯恐落后”。
[2]2007年，当时的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说“也许20年内，这里(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这一说法的背后反映了日本精英层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
[3]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予以强烈抗议，不少学生上街游行。当时日本主流媒体不认为这是共产党“反日宣传”的结果，而是“中国还很穷”，所以内部矛盾表现为对外不满，因此不少著名政治家、学者呼吁应该进一步援助中国，“只要中国发展了，就不会那么骂日本了”。这与今日日本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日本的意见都归咎于党和政府的“反日教育”有很大不同。笔者认为其最大区别就在于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有一种对中国的不在乎和源于自信的宽容“雅量”。[4]引自日本《论座》月刊2000年第7期。
[5]参见笔者发表在《北京周报》2000年第45期和《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0月3日“经济教室”版的文章。
[6]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徐宗懋在日本《留学生新闻》与笔者对谈时提出的观点。
[7]参见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的论文，刊于英文版”JapanEcho”,1998年第12期。
[8]一位在日的中国朋友对我作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在中国，领导人反美但老百姓不反美，而在日本恰恰相反，领导人亲美，政治家、财界、学界则对美反感的人较多。
[9]参见笔者发表在日本《论座》2001年第2期的论文和2001年第3期《公研》月刊上的和宫崎勇的对谈。
[10]木村一三与笔者的交谈和发表在日本《JCCマンスリー》2001年1月号的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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