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徐才厚不是第一个被称为“国妖”的官员，四人帮成员张春桥也被称为“国妖”。叶永烈写的《“四人帮”兴亡（中）》一书指出，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徐才厚被军报点名批评
根据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解放军报》连续刊发了数篇评论员文章。
这一系列文章的文风活泼，行文引经据典却不“掉书袋”，比喻等修辞运用得生动却又极富内涵，寓意深远。典型例子就是12月10日刊发的这篇《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
文章开篇就用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两面国”的故事，告诫党和军队干部绝不要当“两面人”。随后，文章用一代名相王安石在《知人》一文中说的：“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点出了徐才厚这种典型的“两面人”说到底就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
可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两面人”，而且还出了徐才厚这样的“大奸巨贪”，该怎么办呢？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以及党章中明确规定，“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予以应对。
文章中最精彩的一个用典出现在文章最后一段。战国大贤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无疑，徐才厚这个政治投机主义的“两面人”就是这样一个“国妖”。
何谓“国妖”
我们先来看看荀子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荀子·大略》中曾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继而又说“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翻译一下：做事情有逻辑有思想，且能付诸实践，中国自古以来就推崇这种“文武双全”的人。退一步说，即便缺乏表达的能力，但是能够扎实做事，这样的人也不错。再退一步，缺乏实践的能力，但是有想法有思路，这样的人也能为国家所用。在以荀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对应的能臣良将是构筑起国家的基本柱石，与之相应，国家也应尊敬、爱惜和大胆任用。
对于能言善道迷惑世人，但“身行恶”，在行为上为非作歹的人，荀子称之为国家的妖孽。荀子在句末说要“除妖”，顿使整个论断掷地有声。而通过前面国宝、国器、国用的铺陈，最后谈及“国妖”、“除妖”，荀子的好恶可见。
荀子的这个论断历来为中国政治家所重视。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1991年的4月12日，《解放日报》在第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引用了这个说法。据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周瑞金回忆，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讲话时引用过的。
何人被称为“国妖”
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往往兴风起浪、作祟百端的正是这些“国妖”。
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宋代名臣司马光就曾说，一代大贤周公辅佐周成王，却被人怀疑为有篡逆之心，无法为自己辩驳，内心惶恐，他至少能称得上是“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而礼贤下士的王莽却怀着篡逆之心，无疑是“国妖”在历史中的代表。
远的不说，现当代历史中也有这样的“国妖”。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其《“四人帮”兴亡》（2009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人民网文史频道2012年8月以《“国妖”张春桥：靠三把梯子步入中共中央常委之列》节选转载了叶永烈的上述文章。从“大老虎”、“恶虎”到“国妖”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除了“国妖”、“两面人”之外，对于徐才厚这样的“大奸巨贪”，《解放军报》、中国军网在谈及时还曾喻其为“恶虎”。
10月28日，中国军网发表署名为谢正平的评论文章《贪腐穷途路 强军正当时》。这篇在中国军网显要位置“军媒要闻要论”首发的文章称，“才厚其人，出身普通人家，考取名牌大学，从军几十年，也曾敬业也曾勤勉，一级级晋升至军委副主席，最后因腐而败沦为历史罪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人道徐才厚是军中‘大老虎’，我言真正的‘恶虎’，是他心中的贪欲。”
最后为你附上徐才厚、张春桥这两个“国妖”的真面目----
“国妖”徐才厚：政治投机，用假面具掩盖肮脏灵魂
（本文来自12月10日解放军报，原标题《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
清代小说《镜花缘》讲述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那里的人长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脸：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一个长安人在这里呆久了，也变成了“两面人”。荒诞不经的故事，针砭的是当时官场的丑态与积弊。
我们党和军队决不允许有“两面人”。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既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道德品质，也是党员干部必备的政治品格。但是，在党员干部中仍有“两面人”。有的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有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不做，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带头违反。有的对上对下不一致，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有的见风使舵、巧言令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庸俗的市侩作风带到党内军内，还自以为得计。
王安石在《知人》中说：“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越是贪婪的人越伪装清廉，越是荒淫的人越伪装纯洁，越是奸诈的人越伪装正直。“两面人”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投机主义。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党章明确规定，“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党员干部只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才能心里无私无愧、手中有公有廉；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赢得官兵信赖、树立党员威信。踏实、朴实，做老实人，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这个传统丢失、“两面人”做派盛行，必将导致军心动摇、人心涣散，使军队失去凝聚力、没有战斗力。
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人称为“国宝”，认为治国者要“敬其宝”“除其妖”。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肩负着军队建设和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理应坦坦荡荡、表里如一，当“国宝”不当“国妖”，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为强军兴军注入强大正能量。
“国妖”张春桥：一介书生，靠三把梯子步入中央常委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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