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之后，王沪宁成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开始是政治组组长）。被外界广泛誉为“中南海第一智囊。
王沪宁
王沪宁，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尽管事隔36年，90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其人依然记得王沪宁复试时候的情形。
“他来考的时候，复试啊，迟到了，本来是要取消考试资格的，但我比较照顾他，迟到了大概20分钟吧，还是让他考试了。他就进来了。”陈其人回忆。
陈其人说，王沪宁“初试的时候文章写得很好”，所以给了他继续面试的机会。
陈其人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资本论》权威，也是王沪宁的硕士生导师。
1978年是王沪宁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955年出生于上海，时年23岁的王沪宁，从一个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一跃成为“文革”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当年，他成功入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这一届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
作为王沪宁的研究生导师，陈其人教授当时在国政系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有12人，王沪宁是其中之一，也是最让陈其人教授印象深刻的一位学生。陈其人经常组织讨论课，在课堂讨论时王沪宁就表现抢眼，“很会写文章，很会思考问题，那个时候表现很突出。”陈其人教授评价王沪宁是“最杰出的学生”。
1981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系任教，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政治学教研室。
曾任复旦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孙关宏教授回忆说：“他非常有才华，还没有分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所耳闻，说他很用功，晚上一、两点钟以前熄灯是没有的，每天入睡都是一、两点钟以后。”
眼见为实的孙关宏不止一次地表示，经过几次合作之后，发现王沪宁确实是有才华，“比如说我们要写什么，一起讨论了以后，说小王你去执笔，他很快就写出来了。”
经常的情形是，下午讨论一个题目，王沪宁开个夜车，第二天五千字的文章就出来了。
有一次，孙关宏、王邦佐和王沪宁一起去苏州编政治学词典，讨论之后，第二天王沪宁就把几千字的优质报告拿出来了。
“能干、有才华、一目十行。”这是当时复旦同事们对王沪宁的评价。孙关宏有时候写文章提纲，也让王沪宁帮他看一下，“我看东西就很慢，他一瞄就好了，马上指出来某个地方应该加个什么。”
王沪宁看书也很快。
“我们有一次一起出差，一本小说我从早到晚我才看到一半，他半天就看好了，下午就借第二本，晚上再借第三本，我一本小说两三天都看不完，他一天要看三本小说，这我蛮佩服他的。”孙关宏说。
复旦国务学院退休老教授朱桂英回忆，王沪宁是相当努力的。
那个时候，复旦教师的房子都很小，亲戚特多，经常有很多亲戚来上海看病，姑妈、姨妈这些亲戚都会来的。不像现在，来了以后就要住在家里。家里很小啊，所以朱桂英要经常把两个小孩带来系里复习。
每次到系里来的时候，朱桂英就看到，王沪宁几乎都在系里。
王沪宁“开课达人”的称号在复旦也很有名，难的课别人开不出来，他却开得了，而且开得有声有色。
思路快，多产，文章和书有很多，这是复旦老教授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有一次，学生不满意一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王沪宁主动请缨说“我来开”，开了课后学生满意了。
他还提出了很多政治学的新学科，如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
在专心治学的早期，一些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就常常见诸报端。他撰写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等近百篇论文，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现实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他翻译了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自己也写出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比较政治分析》。
在这本书中，王沪宁首次提出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框架。
上世纪80年代，能够写出这种政治学理论和概念的书是相当前沿的。
1988至1989年，王沪宁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那么多人出国，从来没有回来就出了本书，王沪宁却有这个意识和这个本事。”
王沪宁除了学术上有造诣，为人也低调谨慎，遇事不轻易表态，不反对不赞成。
他能始终保持冷静，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恐怕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吧。”孙关宏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沪宁就收获了“一本政治学辞典”的名号。
1985年9月5日，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教授在一位年仅29岁的普通教师的专业职务呈报表上签署了意见:同意提升为副教授。
至此，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教师王沪宁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一事正式获准了。
很快，这位不仅在复旦，当时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副教授,才29岁！这可能吗?莫非他……”有人将信将疑。
“这是个好兆头。看来这次职称改革真还有新鲜的。”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教师感受到的是振奋与激励。
讲资历、挨年头的做法曾使年轻人积极性受挫，在复旦这样人才济济的名牌大学里，竟然首破其例。
三年后的1988年，王沪宁再次显示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成功晋升为教授。
1991年国政系民主选举系主任，这是学院空前绝后的系主任的民主选举，当时王沪宁和朱文忠两个人竞选系主任，王沪宁当选了，后来又当上了法学院院长，当时的法学院包含国际政治系和法律系等。复旦给了王沪宁充分的活水，让他能够如鱼得水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1983年到1985年担任国政系总支书记的李幼芬教授回忆，王沪宁在政治学系于1984年入了党。
“我和王邦佐老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支持他的发展，从来没有说是要限制他一下，很多学校，据我们了解，老年教师对青年教师有才华，要超过自己的，就是压着，青年教师上不了，但是王沪宁在我们这里，我们非但没有压他，还为他创造条件。”孙关宏回忆。
孙关宏和王邦佐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时还是讲师，接着碰到了“文革”，助教一直当了18年。
他们1960年毕业，一直到1978年才提讲师，一直到1985年，才轮到他们提副教授的事。
“这个时候，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他（19）81年毕业，毕业四年，我们（19）60年到（19）85年已经毕业25年了，王沪宁只有四年，但是我们支持王沪宁也报，我们报了三个人，一个教研室要提三个人，提的太多。”孙关宏说，“王邦佐说可以啊，我们排个顺序好了，排顺序的时候我们是把王沪宁放在前面，我们那时的顺序是：王沪宁第一，王邦佐第二，我是第三，我们都没有意见。”
当时，两人考虑到两点，“一个是学科发展，一个是支持年轻人，我们支持王沪宁发展是没有私心的。”
虽然王沪宁年轻，和研究室的同事们年龄相差达到了20岁，但培养年轻人的风气在政治系一直存续着。
有重要的国内或国际会议，都会让王沪宁出席。“当时确实是比较无私的，关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这方面特别关注，不大考虑自己的名利。”孙关宏说。
王沪宁自己也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培养年轻人。
复旦老教授李幼芬回忆，1984年她生病住在长海医院，王沪宁去探望她。那是一天傍晚，王沪宁来到医院看望李幼芬后对她说：“李老师，你还要再带几个研究生。”
李幼芬问带谁，王沪宁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林尚立，我说林尚立嘛，因为他入党的时候我参加，所以说我比较了解，我说这个人可以的。另外一个叫王元，王元我不认识，我也没有给他上过课，后来见了面，谈了话后，我同意带他了。”
舌战狮城，一鸣惊人，这背后，有着王沪宁的巨大贡献。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决策中枢包括：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任顾问，哲学系俞吾金教授任领队兼教练，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同时成立了由30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专家指导团。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
这一天，王沪宁好像特别轻松和潇洒：“这一次我是无官一身轻，顾问顾问，顾顾问问就可以了……”
其时，王沪宁的心情并不比俞吾金轻松。曾任第二届亚专辩论会复旦队“教头”的王沪宁内心很清楚复旦此次通向夺冠之路的艰难。
早在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新加坡第二届亚专辩论会上夺冠，首次参赛的复旦代表队过关斩将一举夺冠，向世界展示了复旦人形象，一时风光无限。
1993年参赛时，王沪宁对队员们说：我们做一件事，就要追求100%的完美，如果有了99%的成功，还有1%的遗憾，就要抓住这1%不放。
台湾大学队的一位教练曾向王沪宁讨教训练队员的经验。王沪宁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辩论队员首先要学会怎样做人，其次才是学会怎样当一位辩论员。”
事后，王沪宁评论复旦队夺冠：“是知识的胜利，智慧的胜利，智商的胜利！”
王沪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978年进入复旦，1995年离开复旦，17年的复旦生涯，青年王沪宁的用功、儒雅、睿智的形象深入复旦国政诸人之心。
对于复旦的恩师和同事，王沪宁投桃报李。在导师陈其人教授80岁寿辰的时候，已经前往北京工作的王沪宁还专门写了信来。
王沪宁也一直感谢孙关宏提携。无论是到美国当访问学者还是离开了复旦去了北京工作，他一直和孙关宏教授通信，保持着联系。
他还一直关心着孙关宏的职称问题、博导问题。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王沪宁回来看望老同事，和气地称，主要就是来看看老同事。
多年来，复旦的老师感念他的情谊，但是都不太愿意因为大事、小事去麻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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