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江泽民（右）在中共十五大闭幕会上
看到苏共总书记被软禁起来，中国这边就有很多人高兴。一个官员从他（编者注：人民日报社长高狄）的办公室跑到走廊上，一边额手称庆一边对着同事高喊：“干得漂亮！”有些人高兴完了，又颁布最新指示：注意内外有别，不要喜形于色。可是，正当这些人拼命忍住不要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莫斯科风云突变，“革命力量”束手就擒，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北京又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党的高级官员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人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为，这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有些人早就在预言苏联正在“和平演变”，现在事实俱在，话题自然集中到一起。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也在那时候写下了自己的感慨：“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和平演变之所以对苏联东欧起作用，是由于苏联、东欧的党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
感慨之余，社长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打算采取新的行动。他垂眼看看国内，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有必要再接再厉，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抬头看看世界，觉得形势危急，需要背水一战，力挽狂澜。既为《人民日报》社长，当然还要从报纸上寻找机会，于是他要求属下根据最新形势撰写社论，写好后直接送他审阅。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来就酿成了一次不小的风波。迄今为止，社长在自己的仕途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吉林当过省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当过副校长，还是“常务”的。两年前，也即1989年夏，自从他当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报纸面貌大变。他的观念鲜明，一直把“反对和平演变”看作最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且坚信真理在自己手里。
8月26日，也即“莫斯科事变”结束以后第三天，他期待的社论清样被送到他的案头。他健笔一划，把后面四段删去，又加上三段，然后把标题装饰起来，叫做《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对那些只读标题的人来说，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那些批评《人民日报》不宣传改革开放的言论都是诬陷之词。可是他却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露了马脚。“我们要问姓‘社’姓‘资’”，他这样写道，好像要出一口恶气似的，连续写了两遍，经此一改，这社论就出来这么一句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显然已经打定主意，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他将改定的社论清样送给上级领导去审阅。这一行为乃是依据既成的社论送审制度，并非反常之举。他在自己改定的社论清样上附有一信，一并呈送，对上级说他是“不同意公开争论姓‘社’姓‘资’”的。他一边把他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一边又向他的上级表白“不同意”公开那样说。
9月1日晚上，新华社依据成例将那社论全文播出，让全国报纸都能在次日转载。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社论摘要。新闻编辑目光如炬，一眼洞悉社论要害就在那几行字，全都摘编出来播发出去，还说第二天《人民日报》将要全文发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恰恰出现在这时。总书记江泽民听说《人民日报》也要来问姓“社”姓“资”，立即下令删去。这一指示辗转到达《人民日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接着新华社也接到同样的指示。大家齐心协力，把社长写了两遍的“我们要问姓‘资’姓‘社’”一笔勾销，将社论重新发布。这一夜，全中国大小党报的夜班编辑，全都看着两个版本的社论犯疑，既糊涂又新鲜。“我做了十二年夜班了，可没有见过这个。”一个地方报纸的编辑这样说。这还算好的呢，报纸编辑大都是政治老手，不用人教就知道应该怎样亡羊补牢。糟糕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已是覆水难收。境外及港台的报社也不会那么老实地听从党的指示。第二天一大早，那些报纸，香港的、台湾的，还有国外的，全都津津乐道这件事，他们觉得这一回抓住了把柄，就说：“中共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这真是《人民日报》的痛苦之夜和尴尬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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