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中南海，时值国家主席毛泽东于怀仁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授衔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紫光阁为在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将官授衔。由此，粟裕等10名大将、萧克等55名上将、廖汉生等175名中将、解方等798名少将应运而生。其实，这1038名开国将官早在3年前军队干部评级时便已初具规模，其产生过程充满了博弈与平衡，有高风亮节，也有寸功必争。本文选自《中国双拥》杂志2012年第6期，作者商伟凡。
毛泽东为大将们授衔
从职到级，从级到衔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6月结束国内解放战争、10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为包括军衔制在内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特别是对建国时全军员额550万（抗美援朝时期达到610万）的几次精简整编。其授衔工作的主线，当属对现役军人的“德、才、资”全面衡量并兼顾必要平衡，在此基础上以职定级、按级评衔的全过程。
1952年3月14日，国家军委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规定全军从军委主席到副排长分设9等21级，即：一等一级为“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二等一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二级为“军委委员级”；三等一、二、三级分别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四等一、二、三级分别为“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五等一、二、三级分别为“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
按评级标准，少量“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得评为“军委委员级”，而这是一个不大规范的称谓----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既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如贺龙、陈毅、聂荣臻、习仲勋、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也吸纳相当大军区副职的资深将领粟裕、张云逸、李先念、罗瑞卿，同为委员却要分属上、下两级。况且，“军委委员级”不能涵盖全部的大军区副职，因而评衔关键在于人选的“资深”程度鉴定。“军委委员级”中，有人在抗日战争已任大军区级职务，如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有人在解放战争脱颖而出，如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黄克诚；有人在建国之初担当重任，如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解放战争独当一面的兵团主官）；长期病休的徐海东为原红15军团军团长、1936年的中革军委委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毛泽东语）。
195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要求“应以干部1952年评定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确定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从评衔结果看，军委主席应评为大元帅，军委副主席及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评为元帅，军委委员级评为大将，资深的副兵团级授上将、正军级授中将、正师级授少将均占相当比重。
然而，按级评衔的弱点随之而来：拟定的粟裕等8位大将，或早或晚都出自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缺少红二、四方面军的代表，虽然陈赓、徐海东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于是，向下从正兵团级增选两人：原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现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历经红四方面军始终并曾任副总指挥，后在其延续的八路军129师、中原军区工作；原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现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参加红二方面军前身的湘鄂西创业，曾任洪湖红六军参谋长、红三军八师师长，后在其延续的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工作。
上将当中，王震、陈锡联、陈士榘、刘亚楼、杨得志等33人为正兵团级（董其武、陶峙岳、陈明仁为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彭绍辉、陈再道、韦国清、吕正操、李志民等19人为副兵团级。破例者，有弥补红二方面军人选不足，从准兵团级选授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有未定军队级别的两位地方党政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阎红彦，曾任第二野战军3兵团副政委，现作为陕北红军代表授衔（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因兼任内蒙古军区（时为大军区）司令员与政委授衔。
中将当中，廖汉生、王近山、谭希林、钟赤兵、李天焕等22人为副兵团级，朱明、张国华、林维先、万毅、孙毅等54人为准兵团级，黄新廷、秦基伟、张仁初、苏静、王道邦等96人为正军级（曾泽生、孔从周、韩练成为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唯一正兵团级是自愿降衔的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曾任正兵团职者：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野战军（大军区）参谋长阎揆要、张震、唐延杰，兵团政委莫文骅、萧向荣、吴法宪、唐天际；无军队级别授衔者：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赛福鼎·艾则孜。
少将当中，王光华、王政柱、王振干、王智涛、王集成等107人为正军级，丁盛、丁世方、丁先国、丁莱夫、于权伸等215人为副军级，丁荣昌、万振西、马泽迎、王屏、王振祥等345人为准军级，丁武选、卜万科、马琮璜、王胜、王谦等125人为正师级。唯一的副兵团级，是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准兵团级3人：袁也烈（一说此为现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是南昌起义的营长，段苏权为红军时期的师政委，解方曾任兵团、志愿军参谋长。正军级的王集成、钟伟、何以祥、胡炳云等，分别是解放战争中的纵队司令员（军长）、政委。
大将排名辨析
----版本一：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版本二：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
对比这两个版本，10位大将除粟裕外都有名次变动。长期以来，关于大将排名的两个版本并存，任由史籍、专著或一般传媒自主选用而无“说法”。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版），采用版本一；军史专家徐平的《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采用版本二。细心的读者疑惑之余，不禁要问：两个版本，哪一个是对的？1955年9月27日授衔，执行的究竟是哪个版本？
事实上，建国后的军队第一次授衔，从1950年7月提出到1955年9月完成，其间形成若干拟定名单实属必然。通过资料分析不难认定：这两个版本并无本质上的“对”与“错”，而属时间上的“先”与“后”。其中，版本一体现1952年全军统一评定干部级别与1954年10月前的人事状况，应形成于1953年到1954年9月间，排名规律为：
个人级别相同时依单位序列，个人级别不同时先高后低。“军委委员级”8人在前：国家军委委员、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国家军委委员徐海东（似属总参谋部系统），总参谋部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谭政，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国家军委委员张云逸，国家军委委员、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正兵团级”2人在后：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该版本的另一特征是为长期病休的徐海东“定位”：他在1952年被评定为“军委委员级”，但因十几年无军职而不便授衔。1954年6月19日，他被增补为国家军委委员，公布的任职依据不是他在皖东抗日前线病休时的最后职务----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而是最能体现其历史功绩、孤军长征先期到陕北的“前红15军团军团长”（1936年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委员），并排名于已任国家军委委员的张云逸、罗瑞卿之前。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变人民军队的“半战时”领导体制：撤销国家军委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建制，恢复中共中央军委并在国家系统设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国防委员会，国务院设置国防部、统一任命解放军8个总部主官等。此后，拟授10位大将的排名不再区分个人级别，而是按所在单位序列（国防部、军委总部、军种、兵种）及职务高低，形成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的名单，即版本二：
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为首，其次为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谭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肖劲光（海军司令员）、王树声（总军械部部长）；再次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陈赓、公安军（1955年7月改称）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最后为不担任实际军职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徐海东、张云逸。
需要说明的是：若按当时单位序列，总参谋部应排在国防部之后，但当时两者职责并未划清，粟裕也未像日后的总参谋长黄克诚、罗瑞卿那样兼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与国防部副部长、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谁先谁后还真是个新问题。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因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战功卓著，曾有授其元帅军衔的动议，但最终维持其原先拟定的“第一大将”地位。
据此可知：关于10位大将排名的两个版本一脉相承，即：版本一是版本二的前身，又如徐立清曾以正兵团级位居按个人级别排序的中将首位；版本二是版本一的调整结果，这有1955年9月27日授衔现场的照片为证。其他将官排名
据说：历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萧克，因故未能评为大将，因毛泽东主席有话而评为“第一上将”。平心而论，既按单位序列排名，萧克以国防部副部长位居诸上将之首顺理成章，似无必要由最高统帅特予关照。或许是毛泽东主席有话在先，将官授衔改按单位序列排名在后。
由于上将、中将、少将人数上千，情况更为复杂，排名方式也大为细化：全军划分为七个系统，即：国防部、军委总部、军种、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志愿军，所属将官各自集中编排；各系统内，按单位序列划分单元，内部排名先按部门次序、再依个人职务，少将还体现其纵跨副兵团到正师的6级之差；第三，全国6大军区已改划为13大军区，因相关的中将、少将变动频繁，授衔时仍按原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华北、东北等6大军区编排。
上将以国防部副部长萧克为首，以下为：国防部副部长李达；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三部部长李涛，队列部长傅秋涛，动员部长王平，军事交通部长吕正操；……军、政职务平级者，先军后政，如：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苏振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王新亭。正、副职及下属关系，先高后低，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刘震；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李天佑，陆军第55军军长陈明仁。
中将以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为首，以下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情报部长刘少文，通信部长王诤，装备计划部长万毅，组织编制部长苏静；……军种在全国范围统一排名，如：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方强，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周希汉，航空兵部司令员顿星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康志强，副司令员周仁杰，淞沪基地司令员饶守坤；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启民，副政委方正平；直辖的旅顺基地政委彭林，第一副司令员刘昌毅。
少将以原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准兵团级解方为首，副兵团级的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准兵团级的海军袁也烈、空军段苏权名列所在系统首位。又如“空军少将”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段苏权以下为正军至正师级69人：空军修建部长谷广善、工程部长薛少卿，北京军区空军政委漆远渥，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王集成，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李中权，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张廷发、第二副参谋长何廷一、后勤部长石忠汉，……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乔信明，空军第4师政委谢锡玉。由于总部和军、兵种等大单位的干部配备讲究“五湖四海”，将官如此排序不仅突出“责任”（职务）、淡化“待遇”（级别），而且尽量缓和历史形成的军内“山头”落差----例如10位大将，若按个人级别排序，出自红二、四方面军的王树声、许光达名列最后，明显是人数少、级别低；而实际授衔时，王树声以现任国防部副部长名列第五，许光达也以现任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排在不担任现职的徐海东、张云逸之前。
另有一些将领，因故补授军衔在1955年9月27日之后：1956年，正兵团级、原第三野战军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授上将；准兵团级、原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聂鹤亭任装甲兵副司令员，授中将。1958年，国务院石油工业部部长、前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调任总后勤部政委，以正兵团级授上将；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前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以准兵团级授中将。至此，开国上将实有57名，中将实有177名。同时，周子桢、慕生忠等15人在10年间陆续补授少将。
在早期授衔计划中，毛泽东拟授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拟授元帅，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拟授大将，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推辞未授。除个别特殊情况，不再从事军队工作的昔日将领也未授衔，例如：原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周保中，第一野战军兵团政委王世泰，第四野战军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琼崖纵队、海南军区司令员冯白驹，出任驻外使节的兵团政委袁仲贤、兵团副司令员耿飚、兵团副政委姬鹏飞、军政委韩念龙，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一级上将程潜、二级上将傅作义和张治中。
军队作为高度序列化的武装集团，在非选举情况下的人员排名，历来以简明、整齐、无争议见长，基本原则是：以所在“单位”—“部门”为主线，按个人“职务”—“级别”具体定位。与已澄清排名缘由的10位开国元帅相比，开国将官虽然人数众多，但所遵循的排名原则应当是一致的，无论解读彼此都会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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