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崇铭：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着有《用消费改变世界──公平贸易＠新社会经济运动》等。
本来主流经济学家发表歪论，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有朝一日不发表歪论才是大新闻！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时间反驳，否则就算辞去全职工作也不够时间！但有时歪论发展到了一个极限，就会变成好像法轮大法般的畸论，迷信进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从正面角度而言，畸论或许亦有机会让昏睡中的信众惊醒，连带这些畸论所掩饰的荒谬政策，也顿然将孤狸的尾巴尽情暴露了出来。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鸣在《晴报》的文章有感而发。假如不是《立场新闻》的记者告之，我也不会大费周章，专门找这些垃圾文章来看。但不看尤自可，一可还真是个重大发现，实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鸣写的＜郊野公园的社会成本＞（2015年1月2日），简单来说，是指出郊野公园占香港面积40％，过去10年则是平均每年1,257万人次，以香港719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园约有1.75次。因此他为郊野公园的使用效率及机会成本算账，并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10％郊野公园的土地可发展，便足可供应建造50万个单位以上；又假设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这样每个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费用。香港每个住户人数平均少于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万的人口，便每年共可节省288亿元。
雷鼎鸣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郊野公园面积减少10％后，我们可假设游人也减少10％，即访客人次减少125万人次左右。换言之，这125万到访郊野公园的机会成本是288亿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访郊野公园一次，其背后的社会成本是23,040元！」
经济上的谬误
本来如此夸张荒旦的畸论，任谁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处，这里只是不厌其烦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鸣所说的「社会成本」，其实是指「经济成本」，即香港人挨贵楼的「总体经济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50万个单位会带来什么好处，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总体经济效益」，而减少10﹪郊野公园才是相关的「社会成本」。
其次，增建50万个单位会导至租金或楼价下调多少？雷鼎鸣采用的是经济学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谁都知道，这项定律背后存在众多假设，例如并不会像香港现时的情况，市场存在严重垄断的问题；也不会像香港现时的情况，存在大量外来热钱投机的问题，造成市场严重扭曲的情况。
其三，较少人会触及的问题是，以「供应主导」的政策来压抑楼价，其实通常都会带来沉重的经济成本，例如是雷鼎鸣所说「八万五」的情况。原因在于房屋从规划、建筑到推出市场，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时间，也就是供应调节出现严重的滞后。天晓得十年之后，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样高，因此极容易出现过度供应的问题。「八万五」带来大量负资产，以至整体经济萎缩，本来就是每个香港人的常识。
其四，同样是较少人会触及的，是上述政策并非令楼价下调，而是造成楼价异常波动，这无论对已置业和未置业人士，同样不是一个好现象。整体经济过度受到楼市问题困扰，也令工商百业停滞不前，社会及政治稳定也被波及。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史不是早已说明一切吗？
最后，真正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方法，并非采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应主导」政策，而是应该将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来是让人居住的，而不是基于投资以至投机的需要。这在我们过往出版的两本专著：《住屋不是地产》和《住屋不是命运》；以及本土研究社学以致用的新书：《供不得其所》，都可以找到仔细的政策论述和建议。
政治社会上的谬误
当然，以上只是从经济上指出雷鼎鸣的谬误，还未触及问题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钱来衡量价值，也就是走出了对GDP、经济增长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环价值」，拥抱「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房屋vs.郊野」正是两种价值观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最近指出：「人们重视的不是物质、金钱、地位；反之是快乐的，是另类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样年轻一代当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怀，就近似台湾的乡土情怀。他们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尽量赚钱，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想香港更好，不单是为了钱。」
像雷鼎鸣这些生于上一代的人，他们不少都曾经历童年贫困、经济起飞、向上流动的人生旅程，套用Ronald Inglehart的说法，正正是属于「物质主义」的一代，简单来说就是眼中只有钱，藉以弥补成长阶段的阴影；又或倒过来说，不值钱的东西像郊野公园，便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长阶段，早已远离物质匮乏的年代，因此亦迈进了「后物质主义」的新世代，追求的「衣食足」之后的「知荣辱」，是一些更高层次、主流经济学家亦无从衡量的价值。
恰巧笔者本人亦是一个新机构──香港社会效益评估师学会的理事，同工们正致力推动「投资的社会回报」（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国际盛行的评估工具，将经济效益以外的广泛社会环境效益，也纳入企业、组织或项目的表现评价系统之中。例如将郊野公园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内或会制造大量单位和经济增长，中期却造成楼市、经济以至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长远而言，更是无可弥补的文化生态永久性损失。
正如我在早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及：香港必须逐步重整我们的产业结构，缓解我们对基建地产的倾斜，亦即是对毒药般的经济强心针的依赖，逐步重新建立一种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传统，追求一种财务上温和但回报稳定的投资，令香港人学懂告别「赚快钱」、急攻近利的文化，若非如此，「跨世代公平」根本也就无从谈起。假如仍一味死抱上一代人陈套的理念，占中运动所揭示的世代矛盾，也就永远没有得以纾缓的可能。而像雷鼎鸣这类抱残守缺的主流经济学家，发挥着「阻住地球转」的关键作用，早晚也就足以令This city is dying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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