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经毛泽东提名，年仅23岁、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胡耀邦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代行部长职务，负责军队干部的考察、调动和任免事项。当时，前方战事紧张，干部调动频繁，凡是由前方回延安或是从延安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干部，都要到胡耀邦处报到或领取介绍信、上级的鉴定书。1949年后胡耀邦回忆：“毛主席提议任命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我才23岁。既然当了组织部长，就必须得与高级干部谈话。那时，我曾经找过陈赓大将、徐海东大将、王树声大将，与他们进行谈话……有时，还要进行比较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高级将校们仍要听。”其实，不仅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会重视胡耀邦对他们的谈话，中央领导人也会注意到胡耀邦提出的意见。
本文选自2014年第2期《湘潮》，作者钱江，原题为《胡耀邦初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
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军委履新识干部
1939年1月，经毛泽东提名，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大队政委胡耀邦出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履新之际，胡耀邦对抗大充满眷恋之情。临行前，抗大一大队学员送给他一些小礼物，其中有一面小锦旗，上书“青年领袖”4个大字。胡耀邦把这件礼物带到了延安。这4个字，或许是对他将来会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未卜先知，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相知甚深的情感流露。
胡耀邦永远不会忘记在抗大的两年生活。在此后的岁月里，谈到抗大的时候胡耀邦总是充满了激动。本来，他已是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委员会成员。离开瓦窑堡，他就不再参加具体的纪念委员会筹备事务了。
抗大在瓦窑堡，延安在瓦窑堡以南90公里，胡耀邦告别了警卫员蒋文模，步行南下。出发之日，他身边还有几位战友也调到延安工作或学习，大家结伴而行。同行者中，有从抗大一大队调出的干部余建亭。他是从北平燕京大学投奔延安的大学生，1936年入党，这次去延安的马列学院学习。刚到延安的时候，胡耀邦和余建亭住在一个窑洞里。
胡耀邦翻阅了余建亭的工作笔记本，发现他的笔记清晰细致。这时，一位管津贴发放的干部找到余建亭，告诉他可以发给当月津贴4元钱。余建亭马上告诉来人，他已经在抗大领过了，这笔津贴不能再收。要是余建亭不作这个声明，初到延安收下津贴也不算什么，但他没有这样做。
胡耀邦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几天后，胡耀邦告诉余建亭，自己已经向上级说了，把他留在总政组织部工作。不久，余建亭担任了总政组织部股长。他大概是胡耀邦到组织部后调用的第一个干部。
独当一面开展工作
当时，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方强，比胡耀邦年长3岁。方强是湖南平江人，1926年入团，次年转党。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方强编入红军，历任连、营、团、师政治委员，资历比胡耀邦老。方强于1938年3月就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但在胡耀邦到职的时候，方强却不在组织部，他担任军委组织的“华北考察团”团长，前往晋西北和冀中敌后根据地考察学习去了。他于1940年7月返回延安后，即调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
部长方强不在，胡耀邦代行部长职务。实际上，总政组织部只有胡耀邦这一位副部长，所以从上任之日起，他就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
总政组织部是一个重要岗位，负责军队干部的考察、调动和任免事项。特别是在当时，前方战事紧张，干部调动非常频繁，凡是由前方回延安或是从延安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干部，都要到胡耀邦处报到或领取介绍信、上级的鉴定书。就工作范围来说，胡耀邦不仅负责八路军的干部调派，而且负责向中原和南方的新四军，甚至向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派遣干部。如军事干部庄振风（即庄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从抗大调出，经胡耀邦办理介绍文件，前往海南岛琼崖纵队担任领导职务。著名将领陈士榘，也由胡耀邦负责办理手续，前往晋西北抗战前线。
对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胡耀邦曾回忆说：“毛主席提议任命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的时候，我才23岁。既然当了组织部长，就必须得与高级干部谈话。那时，我曾经找过陈赓大将、徐海东大将、王树声大将，与他们进行谈话……有时，还要进行比较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高级将校们仍要听。”其实，不仅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会重视胡耀邦对他们的谈话，中央领导人也会注意到胡耀邦提出的意见。
提议将锄奸部改成保卫部
胡耀邦就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不久遇见了熟人、总政锄奸部副部长钱益民。钱益民与胡耀邦同岁，是江西信宜人，长期从事红军保卫工作。前不久，抗大绥德分校发生了几起“清查扩大化”的事件，造成学员逃跑甚至自杀，钱益民即前去调查，见到了抗大一大队政委胡耀邦。谈话中，胡耀邦向他检讨自己未能及时防止事故的责任。其实，这些事情未必与胡耀邦有多少关联，但胡耀邦勇于负责的精神感动了钱益民。
在这次谈话中，胡耀邦推心置腹，向钱益民提出一项建议，指出锄奸部门在基层单位秘密设置工作网作为耳目，这种“细胞组织”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胡耀邦认为，锄奸工作应该主要依靠党组织的领导，走群众路线，贯彻党的政策。当时，这种直属锄奸部的“细胞组织”设置到连队一级，自成体系，权力甚大，有许多冤案错案是他们弄出来的。
钱益民认为，胡耀邦提出的这个问题符合实际，确实有一些设置到基层的“特派员”权力过大，捕风捉影，搞刑讯逼供，弄得错案连连。
钱益民回延安后，向部长吴溉之和总政副主任谭政等报告了胡耀邦的提议。吴溉之、谭政等表示胡耀邦的想法有道理。
胡耀邦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后，住处和钱益民的窑洞相距不过60米，两人可以经常见面。有了组织工作经验的胡耀邦明确地提议，锄奸部应将连队的保卫工作改由党支部负责，通过加强党员的模范作用来保证八路军的纯洁性。
不久，胡耀邦和钱益民参加一次高干会议。散会出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钱益民开玩笑：“你的锄奸部又锄了多少奸细呀？”
钱益民也开起玩笑虚应。但叶剑英话题一转说：“不过，钱老弟，胡小弟，‘锄奸’这个词倒是像你们提出来的想法一样，我看值得深究，至少是有研究价值的。”
叶剑英的话增强了胡耀邦的信念，他当晚来到钱益民的窑洞商议，锄奸部应以业务部门名义，正式向总政首长和军委建议更名。几十年后，当20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晚年居于广州的钱益民对军史工作者梁立真说明，军史上总是说，锄奸部改名是钱益民的建树，“其实，最早的设计者，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胡耀邦，他了不起。”根据和胡耀邦商定的意见，钱益民起草报告，总政治部予以批准。1940年3月，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命令：撤销锄奸部名称，正式改名保卫部。将近一年后，总政又下达命令，保卫部不再于基层组织内设立“工作网”。
组织部门要对干部负责
1940年初秋，抗大三分校介绍来一个年仅15岁的小青年，名叫王伯惠，建议由组织部分配工作。余建亭接待了他。没有想到，拆开小青年手持的组织介绍信，那信上写道，持信人是一个“小特务”，他本人曾承认参加过阎锡山的“革命同志会”，分配工作时要予以注意。
余建亭大吃一惊，连忙问明情况。说起“小特务”的事，王伯惠放声大哭，呜咽着告诉余建亭，说自己的承认是逼供讯的结果，他本人是真心实意投身革命的。余建亭立即将此事向胡耀邦报告。胡耀邦明确地说，要进行调查核实，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再介绍出去，人家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工作才刚刚开始，是“小特务”怎么介绍？于是余建亭安排王伯惠在军委招待所住下后，立即着手调查。
原来，抗战爆发后，家在山西岢岚县的王伯惠进入阎锡山以抗战名义主办的“民族革命中学”学习。那时他才13岁，和同学们集体参加了同为阎锡山主办的“革命同志会”。中学毕业后，王伯惠又进入设在陕西宜川的随营总校，不久后转入“民族革命大学”。在那里，王伯惠接触了中共地下党成员。1940年春，他和一批同学跟随地下党员来到延安投奔革命，进入抗大学习。
可是，王伯惠运气不好，遇上一位十分多疑的负责人，经常找他谈话，表示怀疑王伯惠投奔革命的目的，还说王伯惠是“革命同志会”的小组长。两下里语言不和，难免顶牛，结果王伯惠被关进一个羊圈里，饱受折磨，最后屈打成招。这一来，王伯惠又被宣布不能在抗大留下来了，只好手持介绍信来到军委组织部。
王伯惠又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在胡耀邦领导下关心人尊重人的组织部干部。由于和王伯惠一起到延安的同学很多，余建亭的调查很快就有了分晓，王伯惠头上的“小特务”帽子纯属子虚乌有。胡耀邦明确指示，解除王伯惠的“小特务”嫌疑，安排工作。他亲自找王伯惠谈话，鼓励他相信组织，轻装上阵，努力工作。有这个结论，军委组织部介绍王伯惠到军委经济建设部总务科当了文书。后来，王伯惠当了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担任过陕西省农办副主任、陕西省委党校校长。
自军委组织部一别，几十年中王伯惠与胡耀邦没有联系。1977年秋天，已担任陕西咸阳地委党校校长的王伯惠为党校校址在“文革”中被占用一事来到北京上访申诉。他在多次碰壁后突然想起刚刚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马上找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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