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不少人谈起魏京生，缘由是市面上推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好吗兄弟》，此书印制粗糙，作者是本地曾获文学大奖的女作家，据她在前言说是小说体回忆录，严谨地尊重记忆而写成，因而其真实性和隐私性一目了然，待看完《好吗兄弟》，相信不少人都有同感:震撼!
出于对于民主政治的爱戴，我们总是在感情上希望国内民运人士尤其是魏京生等完美无暇，即便是将他们符号化，而忘了他们也是人，其生理结构等等与别人没有两样，当然政治人物也有各种关乎人的权利，无论三角恋还是多角恋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权谋本来就是政治一部份，民运也不例外，民运江湖论没有错，但我们还是希望那一切不是真的，坐过共产党十八年大狱的魏京生，不应该就那样赤裸裸地亮相在女人及世人面前，而是应该保持著一种隐约的政治意象。书中写他也在利益和感情之间权衡，譬如他厌恶身边的女助手朱阿萍，但因为对方的丈夫有个亲戚是杜邦家族的人，该家族声称有一笔巨款要资助某个推翻社会主义的政党，他便选择了和朱阿萍相好，而这种关系又脱离不开政治上两人互相算计，诚然，魏京生这样做也是没错，中国民运在海外靠各方资助是僧多粥少，自古英雄总为五斗米折腰，只是如此人物落到要指靠一个女人而放下身段，与他当初要将共产党的牢底坐穿相比，是何等反差。
作家戴萍将中国民运人物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去写，写得很冷静客观，而又文采飞扬，确有长远的文学价值，但是，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揭名人隐私，及光冕堂皇以名人隐私扬自身才华，从感情纠葛到床榻之事，弄得纤毫毕现，是今时今日通行的游戏挸则，而魏京生如何想呢，他是否可以捍卫个人的隐私?迄今他一直保持沉默，也许他知道一些情况会越描越黑，也许他根本就无反驳之余地，书中句句是实。这个中国曾经被传媒号称“民运之父”的人士正面对一个似乎不太好收拾的情形，只有在消声匿迹中减低人们对《好吗兄弟》的注意，而一旦他今后从事政治事务，或筹集民运资助，身边必定有人会问起《好吗兄弟》的事，拿他开玩笑，他的民运老大实难为矣。
对于名人隐私的维护应该立法监管，因为有些细微的隐私不仅是供人谈资，而是牵涉到当事人所从事的志业所遭受的难以言喻的影响，尤其是流亡政治，当事人说不定有一些难以解释得清楚的手段或方法，被作家以主观的观感渲染，真是有苦自知，再退一步，如果在自由社会谁也没法分清隐私的界限，那么是否应该有一个道德自律，在法律不及之处发挥作用，天理良心所在，作家们除非万分迫不得已，无须去当隐私贩子，为文学大谋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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