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周边国家中，越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近现代以来中国与周边传统的蕃属反目成仇的不少，但大打出手的只有越南一家。今天，两国关系缓和，越南在经济上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上却一直致力于去中国化，怀着复杂而又纠结的心情，打量这个日渐庞大的巨人。近日，共识网编辑袁训会、徐书鸣联合采访美国华裔历史学家程映虹，回顾了中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恩怨纠葛，早期的亦步亦趋，在中共指导下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改造，毛泽东也曾让越南开展文革；中期的民族主义觉醒，清算中共政策，学习苏联；后期的再次学习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中国对越南援助之巨，绝无仅有，收获的却是越南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的仇恨，其程度远比曾经的殖民者法国、美国为深。中国对越南缘何付出了巨大代价却收获了仇恨？
越南独立领袖胡志明
很多越南老知识分子对中国素无好感
袁训会：现在，越南民众对中国非常排斥，能否从历史上为我们解析这一现象的原因？
程映虹：我只能从我了解的越南一些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这个特定角度谈谈。越共虽然长期是中共的盟友并受惠于中共，但双方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在河内我采访过一个老翻译家和诗人，叫陈平阳（根据越南文直译----编者注），他四十多年来翻译了大约50部世界文学名著(包括《飘》，《安娜卡列尼娜》，《可敬的妓女》，《陌生人》，《奥赛罗》和《第十二夜》，《呼啸山庄》等等)。他手不释卷，常常在图书馆从开门待到关门。他的太太是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她接听丈夫朋友打来的电话时，最常见的回话就是“他在图书馆”。近年来，他最满意的翻译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Tim Drum)。为了翻译这本书，他在图书馆租了包间，但书出版后的版税700万越南盾(约数百美元)还不够他买书送亲友的。
和很多在法国学校中接受系统教育的越南老知识分子不一样，陈平阳是正宗的“红小鬼”，他的英文和法文基本是长期艰苦自学成才的。他少年时就投身抗法战争，但在战斗的间隙中抓紧一切机会自学外文。他参加过不少战斗，但在爱国主义之外，他比别人多一个甘冒生命危险的理由：他要冲进敌人营地，搜寻一些有用的书籍。他的战友回忆说，当他们身上背满了缴获的军火和干粮时，陈平阳却为找到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而沾沾自喜。名著《西线无战事》就是这样落入他手并由他翻译的。越南战争的时候，他是越通社的记者，负责宣传，战争结束以后，他还是越南审判美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过去非常反美、反法、反殖民主义，但今天当我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他却有些淡漠。他说他越战后两次访问美国，时间都很早，不是现在的事，并给我看了第二次访问美国时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写的英文诗：
At the Vietnam Wall
Because I never knew you nor did you me I come
Because you left behind mother，father
and betrothed
and I wife and children
I come
Because love is stronger than enmity
and canbridge oceans
I come
Because youn ever return
and i do
I come
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在越南战争纪念墙前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我来了
因为你把父母亲和未婚妻留在了美国
而我有妻子和儿女在越南
我来了
因为爱比仇恨更强烈能跨越大洋
我来了
因为你没有能回家
而我可以
我来了
这完全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的人道立场。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自己始终对中国怀有敌意，当时正值南海危机，我以为是这个原因，他年纪很大了，说话很慢，他边想边说：“一切都是从1949年开始的”，本来越南好好的，虽然抗法，但是本地人有很多自由。1949年，中国解放了，中共打到了南方，在当地建铁路、公路，和越共建立起联系，毛主义就来了，所有人开始要政治学习、思想汇报，连生活隐私都没有，找朋友、谈恋爱也要向组织汇报。为了在那些接二连三的自我批判和检讨会上过关，我们一些人只得告诉组织一些个人生活上的小错，例如男女关系等等。我实在憎恨这些。中国总是把它的东西强加给我们，那是“大汉扩张主义”(他用的是“Da Han expansionism”)。
陈平阳
想了一会，又说：我们这一代还是受到了很多西方的影响，民主自由的观念，独立的观念，等等。我们得益于这些东西。
我还采访过另外一个老革命，叫范全，抗法的时候，他的上级觉得他很年轻，也很聪明，不想让他上前线，就把他送到中国南宁的越南干部学校去学习，一些越南高干子弟在那里读书，越南革新以后的领导人有些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是越南的太子党，如阮晋勇就是阮志清大将的儿子。这个范全的中文，英文、法文都非常好，还会广东话。他跟我说70年代的时候，当时法国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当时法国大使馆定期把他们的阅览室打开，让越南方面的人去看，做信息交流。他说，那时候，他和少数几个知识分子得到上级批准，几天几夜地拚命赶，把阅览室的东西全都看完了。
有一次，法国大使对他们说：“你们过去都是反法的老战士，现在却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回答说：“政治上你们给了我们殖民主义，但思想上你们给了我们启蒙主义”。
很多越南知识分子跟我刚才例举的两个人都很像，参加过民族独立战争，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反西方，但是思想文化上非常亲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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